黄明案 | 审限批发，被突破的不止是审限，还有法治的底线
赵羽
2019年4月12日至今已逾22月之多，最高法第几次批准延期黄明案审限，连律师和家属都无从知晓，海珠法院只回复信访的商家用户：快了，快了!但仍无作出判决的迹象。最高法审限批发，下级法院久拖不判，一个真敢要，一个真敢给。刑事案件取保难，法院不愿主动取保，检察院羁押必要性审查作为有限。无论有罪无罪，被告人身体只要正常，就得先把牢底坐穿。有些案件得等到把人快关死了，才肯取保，如黑龙江民营企业家马彬、唐山企业家周广华。
审限批发并不是一个正常的现象，但确实是常见的现象。就黄明及其同案成员而言，在一审一次庭审于2019年7月30日结束后，海珠法院在规定的审限内无法下判，也未进行二次开庭，却是继续申请延期，而最高法的连批批复，相关的辩护律师及家属也从未收到延期通知，诉讼至今已达22个月之久。一审期间，黄明等人一直处于羁押状态，总计已有一千余天，至今未能取保。庭审结束至今也已一年半有余，法院明知无罪，却迟迟不判，审限一延再延，无罪推定难得落实，被告形同罪犯。超期羁押，一至于斯。
极具讽刺的是，我国刑事诉讼法创设审限制度的本意，正是要避免司法机关过于拖延。
超长延期，有违审限制度初衷
早在1963年，两高一部《关于及时办理重要的现行犯案件的联合通知》就提出：“为了……把案件办得及时一些……我们认为应当采取下列措施：……对于现行案件，由于罪证明确易查，可以大体规定一个时限。”此后，在1979年《刑事诉讼法》和1996年《刑事诉讼法》中均规定了审限制度。
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沈德咏提及审限制度时解释道：“案件的审理期限，是法律对人民法院审理案件所作出的最基本的时间要求，其目的是在保证案件审判质量的前提下，提高司法效率，使当事人在法定期限内获得公正审判。因此案件审限既是对司法活动的时间性规范，也直接关系到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能否获得及时保障和实现。”
可见，审限制度的初衷就是解决久拖不判的难题，提高诉讼效率，防止诉讼拖延。在审限制度存废的争执上，主张废除审限制度的重要理由就是，法院可能为避免超审限审判而草草下判，损害司法公正。或许正是出于这样的考虑，刑事诉讼法关于审限的规定留下了一个缺口，授权最高人民法院无限制地批准下级法院延长审限，理由是“特殊情况”。
如果说黄明案法理、数理繁琐复杂，一次开庭无法就事实证据进行充分质证和论定，再进入二次乃至三次庭审需要延期，本也无可非议，而海珠法院在一次庭审结束后，既不宣判，也未就案情二次展开法庭调查，而只是一味申请延长审限。
这就是当下刑事庭审令人玩味之处。延长审限的本意，是将时间用在庭前准备、调取证据、证人出庭、法庭调查、辩论等环节，促进庭审实质化，保障各方诉讼参与人的诉讼权利。然而现实中刑事司法实践是，个别无罪律师被相关部门勒令不得参与庭审、当事人被“工作”突击洗脑由无罪辩护转为有罪供述，申请参与旁听的商家用户及家属被警察“圈养”于法庭附近小学或者勒令即刻离开广州;辩护律师庭前会申请排除非法鉴定及调查报告，都被法院以“合法”为由草草驳回。
延长的审限没有用在庭审实质化上，究竟去了哪里?平日向有关部门反映案件情况，得到最多的答复就是人民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无权干涉法院办案，那么延长的审限总不会是用于逐级请示、汇报、协调各方吧?
这个问题实在费解。庭审已经结束一年半有余，法院到底为何还需要报最高法予以延期?究竟是什么样的“特殊情况”，让海珠法院迟迟不能宣判?也想请教最高人民法院，人民法院在庭审结束之后还要从事哪些活动，需要延长近两年还不宣判?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规定“情况特殊需要延长的”可报最高法批准再延，究竟属于何种特殊情况，是否属于司法公开范围，该不该由司法机关告知当事人?
审而不判，直接言词原则作废
审限制度为人诟病的另一点，是“实际上使得法官穿行于各个案件之中, 审理活动的连续性被打断, 以致许多时候因为记忆的淡化不得不进行一些重复性的庭审活动”，“自由心证原则的内在属性必然拒斥审限制度的存在”。
与之对应的“集中审理原则”，则被认为是“保证法官对其审理的案件依其新鲜、准确的心证作出裁判, 避免因时间拖延造成记忆冲淡、认识模糊, 影响正确裁判。”这与直接言词原则的宗旨高度一致，保证法官在作出裁判时是以出庭的诉讼参与人当面、直接的言词陈述而非只以书面卷宗为依据。
二者是否存在冲突且不论。在黄明等人案中，庭审确实是一气呵成，基本符合集中审理原则所要求的审判程序直至辩论终结也不中断。问题恰恰是，在庭审一气呵成后，法院既不宣判也未再进入二次庭审，拖延了将近两年不进行最后的判决，法官还能记得被告人、辩护人等诉讼参与人在法庭上当面、直接的陈述吗?
由本案可以看到，被突破的不止是审限，庭审结束近两年仍不能宣判，直接言词原则和自由心证原则也无法落实，庭审实质化的要求无法实现，这就说明，至少海珠法院司法工作人员没有认真对待以审判为中心的司法改革。两高三部《关于推进以审判为中心的刑事诉讼制度改革的意见》明确要求，确保诉讼证据出示在法庭，案件事实查明在法庭，控辩意见发表在法庭，裁判结果形成在法庭，落实证人、鉴定人、侦查人员出庭作证制度。而长达两年的审限延长，使得最终的裁判结果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远离了审判的“法庭”。
超期羁押，人权保障机能落空
自2018年5月8日黄明等人被广州公安抓捕至今，已经一千余天。在最高法几次(?)批准延期的十几个月中，黄明一直处于羁押状态，未能取保候审。
刑事强制措施的异化，早已是困扰中国刑事司法的顽疾。审限制度，原本是为了防止案件审理过于拖沓，有损司法公正及当事人权利。然而事与愿违，超审限案件的积压并未随着审限制度的确立告终，由此引发的超期羁押更被诟病良久。2008年最高法院修订了《关于严格执行案件审理期限制度的若干规定》，似乎收效不佳。
超审限案件屡禁不止，审限批发难辞其咎。以本案为例，庭审公诉机关出具的司法鉴定鉴定人已当庭供述，本身并没有鉴定金字塔传销的权限;还有工商部门出具的内容时间都漏洞百出的、既无领导签字、也无单位签章的调查报告。以此两份关键证据已完全失去证据资格，却依然遑论为定案依据，法院对此也心知肚明，本可坚持证据裁判原则，以证据不足为由宣告无罪，却迟迟不予宣判。而黄明等人继续被羁押。
对于人身自由的限制，是一种严厉的刑罚措施。一个人失去的自由和时间，永远不能被弥补。没有限制地延长审限，就是没有审限。最高人民法院应当慎重地对待刑事诉讼法第208条赋予自己的权力，尊重全国人大的立法原意，避免多次批准延长审限致使审限制度虚化。审限制度是富有中国特色的制度设计，作为最高审判机关，最高人民法院应当监督下级法院严格遵守审限制度，严防下级法院将《批准延长审理期限决定书》用作剥夺当事人人身自由的法外之刑，以彰刑事法律保护人权、打击犯罪之义。
“一次延期是三月，三月之后又三月，三月之后又三月，黄明案还需要几个三个月?”想问一句海珠法院，究竟要报请最高法几次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