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秘书就要陪睡！”20年前这起教授性骚扰事件辣眼睛

　　一直以为，小野和子先生是象牙塔中人，甚至不会从窗口张望一下外面的世界。直到看到这本书——《京大·矢野事件》（インバクト出版会1998年），才发现我错了。

　　小野和子，1932年生，日本的中国学家，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小野和子1950年从京大毕业，是该校第一位东洋史专业的女学生。京大人文科学研究所为日本顶尖的汉学研究机构。

　　当小野成为教授时，京都大学1500多个教授和助教授中，只有四位是女性。在中国学界，多知道她是明史专家，其《东林党社考》已译为中文（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而在妇女研究领域，她还著有《中国女性史》（平凡社1978年）。当年小野的导师曾告诫她：“不要在外说你研究妇女史，而应该说是做明史研究的。”小野写《中国女性史》时，并未运用社会性别理论。1970年代她便听过女权主义者的演讲，也买过相关书籍，但她并不同意男女对立的说法，甚至不希望自己的女儿接受女权主义的说教。她说：“我个人不大喜欢这些，我不喜欢过激的东西。”在矢野事件前，日本地方法院已有其他性骚扰诉讼，小野也并不关心，她说：“总觉得那是与自己完全无关的他人事，若不是碰到矢野案件，我也决不会关心性骚扰的。”

　　就是这样的小野和子先生，突然遭遇“矢野事件”。

　　1998年，日本中国学家、原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教授小野和子先生编写的《京大·矢野事件》一书。

　　一、矢野事件概述

　　矢野畅教授是著名的政治学学者，曾被提名为诺贝尔奖的候选人，时任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所长，在日本乃至国际学术界都很有影响。可见，虽同为教授，小野和矢野并不能等量齐观。而在日本大学，地位最低的是女职员，即使学生前来办事，她们也诚惶诚恐地站起迎接。

　　1993年1月，矢野教授偶然瞥见本所职员的妹妹A女的照片，非常中意，便令研究所录用她为秘书。第二次面试他特意安排两人在酒店一起吃饭，席间他连呼“太累了”，而小姑娘仍然没什么反应，他突然怒吼起来：“这时你应该说什么？应该说‘先生，今天一起喝酒吧。’‘先生，我陪你睡吧。’这就是秘书的责任！”小姑娘吓坏了，拒绝就任秘书，矢野教授就更火了：“啊！你看不起世界有名的矢野？你姐姐居然介绍你这种妹妹，她也该辞职，我作为所长是有权这样做的！”2月25日，愤慨的A女与姐姐一起向该所提出抗议，矢野当然没有道歉，只在两位教授的见证下，保证不再发生同类事情。

　　尽管矢野的性骚扰早有耳闻，到这时才呈半公开态势。这时，矢野刚获得日本国家的重点科研项目“综合性地域研究方法的确立”，将率全国一百多名东南亚研究者开展工作，四年的研究费达五亿日元，这样高的研究费打破了当时的常规。于是，尽管有教授主张矢野谢罪，但这种声音最终被遮蔽，矢野再次当选所长。

　　3月，矢野研究室的第一秘书B女突然辞职，一周后，其研究室又一位女秘书C女辞职。事后才知道，出差时矢野曾对她们非礼，甚至进行猥亵。当时两位女性都隐忍未发，只以个人理由辞职。

　　6月，矢野又录用四位女秘书。14日，其中一位女秘书D女对办公室提出辞呈，并流着泪说：“我不想成为矢野教授的情人！”新录用的其他三位女秘书亦相继辞职。矢野性骚扰才在研究所内为众人知晓。

　　由于职员们写信向上投诉，文部省曾以公函责令改善劳动环境，但该所并未加以认真对待。暑假前所里各部门召开最后一次会议，女职员们以“有志一同”的名义向所领导提交“质问书”，要求彻查矢野性骚扰事件。该所有二十多名女职员，约有半数参与了匿名投诉。信中说：“这已不是矢野所长个人的事情，而关系到京都大学东南亚研究所这一组织是否有见识、良心和道义责任的问题。”而所领导拒绝进行调查，说：“大学不是警察，即使有被害者，如果他本人否认我们也没有办法，所以不能调查。”

　　7月15日，在各方的压力下，矢野教授向教授会提出辞去所长职务的辞呈，但仅以专心于国家重大项目为由。女职员们再次递交“质问状”，要求彻查。

　　暑假中该所召开两次职员会议，教授们非常冷漠，他们说：“在京大，有点性骚扰的教授多了，难道都要整治吗？”“性骚扰不过是言语上的，强奸才成为问题。”女职员反驳说：“也就是说，先生们早就知道利用上下关系进行性骚扰的事实罗！”在会上积极发言的女职员受到威胁，领导说：“我们知道‘有志’是哪些人了，矢野可能会告你们的。”“再追究下去，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这才可怜呢！”

　　女职员们并未屈服，暑假中，她们自己开始调查，分别接触上述ABCD四位受害者。9月1日，新所长接替矢野的职位。24日召开职员恳谈会，会上所方再度拒绝调查，强硬地对女职员说：“要么你去调查？”会前米泽真理子刚接到E女的电话，她声称曾被矢野强奸，并被长期霸占，一气之下，米泽应声说：“那好，我来调查！”11月，米泽向该所提交调查书，并由两位教授面见受害者进行确认，终于，哪位教授都无法为矢野的清白辩护了。

　　12月上旬，矢野教授为参加诺贝尔授奖会赴瑞典，曾被强奸的E女就在这期间向京都律师人权拥护委员会控诉矢野的性骚扰。不久，矢野回国，一下飞机，便被记者包围，他这才知道，其性骚扰案已被各大报报道。不久，他采纳京大领导兼友人的建议，辞去教授，暂时避于寺庙，以求不久东山再起。

　　小野先生时任京大女性教官恳谈会会长，她在病床上看到《京都新闻》的有关报道，又听取米泽的汇报，才知道该事件。1994年1月初，小野先生代表女性教官恳谈会向该所寻问，而该所领导谓：“关于性骚扰，矢野和受害者说法不一，因为没有物证，难以确认。”这时《京都新闻》约小野先生写有关性骚扰的文章，她本想汇集一些资料谈谈其他国家的情况，并不想直接谈论此事。

　　1月18日《京都新闻》刊出京都造形艺术大学教授野田正彰的文章《危机下的判断》一文，说女职员如果有证据，应该发起刑事诉讼，而不应进行匿名告发，一个有大好前途的学者被这些职员中伤真是可惜等等。看到这篇文章，一位受害者的亲属十分愤慨，老人将电话打到小野先生处，他说：“亲戚的一个女孩二三年前好不容易在京大东南亚研究所就职，只干了一个月就辞职，问她，什么也不说，只觉得她受到很大伤害。难道我们付的税金就给矢野充退休金了？”小野先生无言以对，放下电话，一个下午便写出了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