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省倾倒垃圾，“源产地”尽到监管责任了吗？

  由于“输出”垃圾的通常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垃圾非法倾倒、填埋的地方，要么是人迹罕见的省市边界区域要么江河湖泊之类“公地”，抓源头比抓末端更公平也会更有效。

  据媒体报道，2016年12月，长江太仓段江面被垃圾铺满。一年后，江苏、浙江两地有关检察机关相继对这一生活垃圾非法倾倒案提起公诉，一条以生活垃圾为“资源”，套取垃圾处置费谋取暴利的犯罪链由此被揭开。

  经调查，这批垃圾主要来自浙江嘉兴的海盐和海宁。仅有据可查的量，就有3万吨垃圾被抛入长江，实际数量可能远多于此。长江这条母亲河，既是重要的航道，又是许多沿江城市的饮用水水源，垃圾倾倒的危害性可想而知。

  近年来，垃圾异地倾倒事件屡见不鲜。各界人士提出了不少建议，比如加强基层执法、提高处罚幅度、从源头做好垃圾分类等等。但很多建议在实际操作中遇到了障碍，比如基层执法力量普遍薄弱，部分乡镇只有一两名环保人员；修订法律需要时间，远水不解近渴；垃圾分类由于涉及居民生活习惯的改变，更非一日之功。

  这些长时段的环保工作固然需要加紧排上日程，但是在现阶段我们就束手无策了吗？从垃圾倒入长江一案的细节看，治理垃圾异地倾倒未必如想象中那么困难。

  这起案件存在一系列弄虚作假。比如在垃圾外运的招投标环节，中标的公司没有垃圾处置能力，却能签署《生活垃圾委托处理协议》。之后垃圾果然被层层转包，最后的“接盘侠”只能非法倾倒才能获利。垃圾处置后领取垃圾处置费，需要垃圾焚烧或填埋单位出具证明，调查发现相关证明系假造，钱却发了出去。

  如果说垃圾转运过程难以监督，那么垃圾产生和接受处置的前后两端是容易监督的。尤其是前端，落实明确“卖主”的责任，就可以起到纲举目张的作用。

  一线办案人员痛心疾首地表示：“无论是在招投标环节，还是在领取生活垃圾处置费环节，只要相关地区环卫部门严格审核，哪怕只是给垃圾接收处置单位打个电话询问一声，都能发现这些垃圾没有运往其应该运到的地方，都能避免案件的发生。”

  在信息时代，打个电话有那么难吗？归根结底还是责任心的缺失，以为垃圾只要离开自己地界就万事无忧了。这种懒政思维是垃圾倾倒“以邻为壑”频发的根源。随着物联网技术的发展，垃圾转运的全程追踪很快将不再是难事。但技术不是万能的，明确责任主体，才有利于技术发挥最好的效用。

  “谁产生垃圾，谁负责到底”应该成为共识。一个地方的垃圾如果本地不能处理，本地相关部门也有义务从头盯到尾。垃圾非法倾倒、掩埋，中间环节的黑心商人自然要依法惩治，对垃圾的“卖主”也要追责。

  由于“输出”垃圾的通常是经济发达地区，而垃圾非法倾倒、填埋的地方，要么是人迹罕见的省市边界区域要么江河湖泊之类“公地”，抓源头比抓末端更公平也会更有效。这样也能倒逼经济发达地区下大气力提升本地垃圾处置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