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疆危机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国家形态？

  原标题:边疆危机如何影响近代中国的国家形态？

  推荐人/ 沙则徐（苏州大学历史系）

  作者/ 刘晓原（美国艾奥瓦州立大学历史系）

  刘晓原先生的《边疆中国》堪称研究中国近代领土疆域变迁的大作，对于中国领土变迁的复杂性有一系列精辟的论述，尤其是在对近代国人的疆域认知与变动方面堪称经典，作为一位海外华人学者，与国内同行相比能接触到更多海外民族学研究成果与相关国家的历史档案，其资料来源的广度与深度更强于国内相关领域。

  19世纪中叶以来，中国国家形态经历的不仅仅是治乱循环和国土增削，而是完成了重大的领土属性转型。这一转型和边疆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在世界领先国家的行列里，中国的边疆状态即使不是一枝独秀，也颇显与众不同。

  二十世纪西方内陆亚洲研究的开拓者欧文·拉铁摩尔曾把古代中国称为“边疆国家”。他认为古代中国具有鲜明的边疆特征：“或者是建立于边疆或边疆以外的王朝向内运动以实现对中国的控制，或者是建立于中国的王朝向外运动以实现对边疆甚至更远地区的控制”。本文试用“边疆国家”和“整合国家”这对概念来表述中国领土属性的现代化进程，以就教于识者。

  “边疆国家”比较易于理解。“整合国家”是相对而言，大致会具备以下特征：(一)国家疆界基本定型，不存在涉及异向群体的国土或领地问题;(二)全国范围内人员、物资的流通基本流畅，绝少交通、通讯的死角;(三)全国经济、文化生活浑然一体，在不同地区的种种地方特征继续存在的同时，没有“内地”社会与“边疆”社会之间的隔阂，全国各地区经济、文化生活的共性远远大于相互间的差别;(四)全国政治生活万变不离其宗，主要表现在各种基于族群、阶级、性别、年龄、种族、宗教的弱势群体的政治意向和文化价值取向不是对主流社会的分离而是参与，反之，主流社会对此不是排斥而是包容。

▲《边疆中国》

  换言之，无论是在横向的地域意义上还是在纵深的社会意义上，整合国家都堪称合而一。中国显然还不具备这些特征，历史久远的“边疆”仍在今日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生活中时时彰显出来。

  清代，满族统治者以内亚边疆民族的身份入主中原，清王朝构建的庞大帝国不但在观念上打破了夷夏之防，而且在对帝国边疆的治理上也超越了以前历代。尤其是到了18世纪后期，有鉴于来自北方的沙俄帝国的挤压和西方列强从西南、东南方向对中国的觊觎，清政府开始注重对帝国边境的严格管理。但是清帝国毕竟是东亚传统国际关系文化的产物。在19世纪前半叶，中国的一些有识之士如魏源、徐继畲，在描绘中国疆域的时候，仍要面对无可避免的模糊性。

▲清朝时的《皇朝疆域全图》

  魏源在其名著《海国图志》中称中国位于亚洲的东南，南北“径六千里，东西大抵略同”。在《圣武纪》中，魏源更明确地指出，“十七行省及东三省地为中国。自中国而西回部, 而南卫藏，而东朝鲜，而北鄂罗斯，其民皆土著之人，其国皆城郭之国”;蒙古、回部、西藏、俄罗斯、朝鲜、缅甸、安南等同为中国外藩。

  徐继畲的中国地域观与魏源有所不同，认为除了俄罗斯、日本、印度以及在遥远西部的一些穆斯林部落以外，整个亚洲尽属中国“幅员”。在这个时期，中国和西方的观察者都很难确定中国的边疆究竟是介于魏源的“中国”与“外藩”之间，还是介于徐继畲的更大的“中国”与亚洲其他地区之间。西方地图的绘制者通常采用的做法是把满洲、蒙古、新疆和西藏包括在“中华帝国”的范围内，同时用一条界线把它们与所谓中国本部分开。因此，海棠叶形的中国地图首先出自西方人之手，表达的是清帝国的统治疆域。

  中国领土属性近代转型的难点在于，中华“民族国家”直接脱胎于清代的多族帝国。孙中山在其革命生涯中一度倡导“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在辛亥革命以后却转而宣示：“国家之本，在于人民。合汉、满、蒙、回、藏诸地为一国，即合汉、满、蒙、回、藏诸族为一人。是曰民族之统一”。这种转变表明了20世纪中国革命中以汉族为主体的民族主义具有强烈的整合意识。

  然而，20世纪历史表明，中国向现代整合国家的发展是一条荆棘丛生的道路。

  首先，满清帝国是在各族服膺于朝廷的前提下，以“五族共存”为基础的相对松散的帝国体制。将其整合为以汉族为主导的“五族共和”，改造成消除内部民族壁垒的严密的“民族国家”，不能不引发边疆各族的反弹。其次，以孙中山为奠基人的中国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虽然能够超越古老的华夷之辨，追求建立一个多元的“中华民族”，但毕竟是源于和局限于汉族革命的国家、民族观。毫无疑问，孙中山的同代人美国总统威尔逊和俄共领袖列宁提出的带有普世意义的“民族自决”原则，对于中国边疆民族的感召力远远超过三民主义。

  再次，中国在现代意义上的国家整合，发轫于帝国主义时代，中国边疆民族的内向或分离都会受到中国的整个国际环境和环伺于中国周边的列强的政策的影响。对中国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是现代中国地缘形体定型的关键时期。在战争的最后时刻，国民党政府认可了苏联支持下的外蒙独立，从而使中国版图从海棠叶变成了所谓雄鸡状。

  另一方面，中国的最大收获是在美英等国的外交支持下，光复了甲午战争后日本强占的领土。抗日战争的结束也将国共斗争推向决胜阶段，其结局必然是统一的中央政权在中国的重新确立。无论哪一党胜出，必然要开始经营尚处于游离状态的边疆地区。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也标志着围绕中国边疆的新的一轮斗争的开始。虽然此时国共两党对于中国的地缘形体和民族构成已达成共识，由于中国内陆边疆地区各自不同的地缘政治位置，国共在内战中孰胜孰败，将会决定不同边疆的政治走向。

▲《中华民国全图》

  内蒙古和新疆在地理上靠近苏联和外蒙古，也是中共在危难时期向苏联靠拢的必经之路。抗战期间和战后，在这两个地区先后发生了意识形态左倾、要求与国民党统治下的中国分离的强大的民族运动。

  西藏则是背靠英印，前据青、川，顽固保守的政教上层以隔绝西藏与现代世界的外部联系为己任。中共在西藏的影响甚微;国民党政府则通过其在拉萨的驻藏办事处，保持着与西藏上层藕断丝连的关系。战时迁川后，国民党当局更视西藏为后方，积极规划用对英美外交和对拉萨的笼络取消西藏的“特殊状态”。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民党在内战中胜出，将可以继续对西藏实行怀柔拉拢;但在北方，国民党则须面对内蒙、新疆左派分离运动的抗拒和苏联浑水摸鱼的危局。如果共产党胜，则可以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帜下整合新疆的“三区革命”和内蒙的“东蒙自治运动”;而拉萨则可能会向新近独立的印度和西方国家求援。

  这种情形表明，此时的中国国家形态发展依然面临着在孙中山的“民族整合”和威尔逊-列宁的“民族自决”之间的抉择：中国的执政党或者借国内战争的余威收拾边疆残局，重建中华大一统;或者正视边疆民族的政治诉求，重新规划中华民族的多民族构成。前者体现的是中央政权行使主权的合法性，后者反映的是民权政治体现民意的正当性。二者皆为现代国际政治的主流理念，在中国的复杂情况下却处于矛盾之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之初，中国共产党以创建革命国家的姿态，对内陆边疆民族采取了灵活、务实的政策。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定边界以内，古老的边疆民族政治仍以新的形式得以延续。一个共同主题贯穿了清末、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这就是中央政权的整合意图与强调自身特殊性的边疆民族之间的抗衡。迄今为止，民族国家的框架成功地把少数民族边疆地区圈定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但一个能将中国内地和民族边疆的自发能动力导向同一方向的共同的伦理心态尚待形成。

  从内政角度来说，“边疆”与“内地”的差异表明中国社会、民族构成上的断层。从外交角度来说，“边疆”状态是中国在国际关系中的软肋。中华人民共和国已年过甲子，中国的边疆状态不但依然存在，而且经常以严重的方式呈现在世人面前。如果相信人类活动是趋同的，历史发展是线性的，那么美国在立国后历经近120年才结束自己边疆状态的例子，或许预示着国龄刚过甲子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终会走出自己的边疆状态。但是，如果拉铁摩尔所揭示的“边疆国家”是中国亘古不变的文化基因，那么只有高度的政治智慧才能使中国的永久边疆长治久安。

  ▲文章摘录自刘晓原：《中国国家形态转型的边疆之维》，《文化纵横》2011年第6期，第75-80页。

  ▲文字有改动，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