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晓渔：这是一个娱乐宗教化与时代焦虑症并存的时代

  编者按： 这是大学生们与同济大学副教授王晓渔的对话，大学生们认为，他们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娱乐时代，一方面，“秦俊杰杨紫恋爱细节”；“关晓彤拒绝签约”；“杭州地铁女神成网红”；“Angelababy量身照”；等等，她们就仿佛有长长的望远镜时刻看着明星身边事。另一方面，她们也处于一个前所未有的焦虑时代，“我上了985，211，才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面对这些话题，同济学术（tjsuxueshu）以“娱乐宗教化与时代焦虑症”为话题与王晓渔展开了一次圆桌讨论，同济学术将王晓渔老师的观点整理如下，并授权澎湃新闻刊发：

王晓渔在讨论现场。主办方供图摄影吴宜

  公共文化的单一化趋势

  大概三五年前，我觉得与同学们虽然年龄有差别，但总觉得是同代人，对话没有太多隔阂。但这些年越来越觉得跟同学之间开始有代沟了，变成两代人。我个人在美学方面并不排斥新的东西，包括网络语言。我以前很熟悉新的网络语言，但是这些年我开始看不懂同学们在说什么，经常是同学说了一句话或者用了一个表情，我理解不了，需要问一下或者在网上搜索一下。包括今天讨论的娱乐文化，比如鹿晗，我就很陌生。

  尤其在美学方面，开始出现巨大的鸿沟。比在座的年龄稍长的学长们，他们喜欢的明星，我有可能不太熟悉，但会理解他们为什么喜欢，也就是说审美上没有根本区别。但现在不是，我对新出现的明星们几乎没有关注的兴趣。美学上的差异才是真正的代沟，价值观上的差异是可以沟通的，但不同的美学很难通约。这可能是因为我的思维不再那么开放了，但也有可能与现在的娱乐文化生产机制有关。

  娱乐领域本来应该是市场化程度最高的领域，比如明星会有不同的类型，过去有实力派和偶像派的说法。具有风格也会有差别，不同明星之间错位经营，虽然“娱乐至死”，但至少有些形式上的差异，公众有象征性的选择权。但近些年新出现的明星，似乎同质化的程度更高，都是网红。网红和网红之间的区别很难说得清楚，象征性的选择权也没了——粉丝为什么追捧网红，不是因为网红本身有很多特质，而是因为网红有很多粉丝，变成了鸡生蛋、蛋生鸡的关系。娱乐文化遵循一种“饲养机制”，仿佛有看不见的手在支配着鸡和蛋，网红和粉丝。

  近三五年，公共文化的单一化趋势越来越强。从公共文化的角度而言，2008年之后有段时期是比较丰富的，这从微博的兴衰起伏可以看出。2009年微博在中国出现，从2009年到2013年几乎所有的公共议题都和微博有关，2013年微博开始衰落，微信有后者居上的趋势，现在微博重新复苏，但已经和此前截然不同。最初，微博和公共议题有关，微信和私人生活有关，现在两者逐渐合流，成为网红经济的天下。

  在公共文化比较兴盛的时候，明星希望和知识界互动，知识阶层在公共领域里面起到比较重要的角色。这一点现在完全变掉了——有些过去愿意和知识阶层打交道的明星，现在最好是远离。

  公众人物不再跟某种文化特征产生关系，只要成为”网红“就可以了。有时朋友聊天会说到某个网红的名字，具体问为什么会红，却没人说得上。周润发为什么红？周杰伦为什么红？可以说出很多原因。网红为什么红？原因就是他很红。因为红，所以是网红；因为是网红，所以红——这种循环论证成为今天娱乐文化的核心原则。

  随着纸媒的衰落和网媒的单一化，公共文化不再是公共文化，只是公众文化。我对娱乐文化没有先天的偏见，但对现在的“网红”们很难产生兴趣。

  娱乐宗教化与焦虑的当下

  今天的交流，你们出的一个题目叫做“娱乐宗教化”。谈到宗教，所有的正教都是反对偶像崇拜的。我个人觉得，刚才说的那些情况是娱乐迷信化。“偶像”唱的歌哪怕不好听也没有关系，因为他们发出的声音是“带功报告”，会给粉丝以力量。他们碰过的东西具体是什么也不重要，只要是他们碰过的东西就有足够的吸引力——这些场景都似曾相识。但与过去虔诚的迷信不同，现在这种“迷信”是带有戏谑性的，粉丝们不会觉得自己是“迷信”，反而会有颠覆的快感。

  迷信的产生跟正信相对较少有关。如果内心有稳定的价值观，就不会到外部寻找东西去迷信。正信没有的时候，迷信会特别多，随便找一个东西就可以当做自己的支撑。在绝望的情况下，一个人可以迷信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细节，认为这个细节决定了自己的未来。

  不知道这是否与工作和就业方面的压力有关？这三五年，“丧文化”的兴起很值得关注，前几年还说“小确幸”，现在成了“小确丧”。“葛优躺”是1993年《我爱我家》里的姿势，过了二三十年，2016年突然流行起来，而且流行的范围不限于当年《我爱我家》的观众。

  这种“颓”的心态是怎么蔓延的？或许是因为现实的生存空间越来越逼仄，尤其是现在的房价，让人望而兴叹，似乎个人的努力无足轻重。也有可能是网络把地球变成了平的，增加了焦虑感。我读大学的时候网络没有进入日常生活，生活的参照系是身边的同龄人，虽然也有差别，但没那么大。现在因为有了网络，所有优秀的同龄人都成为你的比较对象，你会发现有不可逾越的差距，自然就会很焦虑。以前主要是历时的比较，比如与经过饥荒的父母一代相比，比较容易获得物质上的满足感。现在更多的是共时的比较，通过网络与全世界的同龄人比较，有更高的要求，这不是坏事，但也容易产生焦虑。

  但只从外部寻找焦虑的理由，又是不够的。当你面对这个世界的时候，你能决定的只是自己的事情。从外部寻找理由，有时是在豁免自己的责任。确实，很多外部的事物决定着我们。但是，你在你可以决定的范围里面是可以做选择的，比如和手机保持什么关系，是否多读点典籍或者说在世俗需求之外是否还对自己有一些价值要求，这都是可以由自己决定的。当然你可以找出很多理由，父母如何如何，身边同学如何如何，但是当你在寻找理由的时候你已经不准备做这件事情了。我们经常为自己的放弃寻找很多很好的理由，所有理由都是成立的，但如果对自己还有所要求的话，就要思考一下自己能做什么的问题。

  顺从与“弱者的武器”

  前段时间读日本思想家鹤见俊辅先生的访谈录《战争留下了什么》，很受启发。鹤见俊辅出身名门，外祖父后藤新平和父亲鹤见祐辅都担任过政界要职，父亲还是一名作家，鲁迅先生翻译过他的《思想·山水·人物》。但是，鹤见俊辅从小就是“不良少年”，几乎“无恶不作”，对自己的“名门”也不以为然。他的观点我未必全然同意，但是他对“第一病”的批评，说出了我近些年朦朦胧胧的感受。

  鹤见俊辅批评日本的很多思想精英，总是在潮流中不甘落在人后，国家主义盛行的时候支持国家主义，民主主义盛行的时候支持民主主义，永远“第一”，永远是“优等生”。他笑称自己遵守的是“黑社会道义”——这个“黑社会道义”，可能称为“江湖道义”会少点歧义——坚持自己的观点，哪怕很不受欢迎。前段时间，北大的钱理群先生批评大学培养“精致的利己主义”，引起很多共鸣也引发一些争议，有观点认为“利己”本身不必全然否定。如果把“利己主义”改为“第一病”或“优等生思维”，可能会更准确一点。这一点在名校中会表现得更为显著，几乎每个同学在从小到大的读书过程中都是很优秀的，从来没当过“差生”，每门课都要拿优，有一门课拿良都会不高兴。

  或许是因为我在大学的时候考试很少拿优，我总觉得文科专业每门课都拿优是不可思议的。老师和老师之间会有很大的分歧，这个老师去参加另一个老师的考试都未必能拿优，怎么能做到门门拿优呢？所有课都拿优，意味着几乎每门课都是按照老师的观点回答。平常改试卷也能看出有些回答很明显的是想迎合老师的观点，但他并不明白老师的观点究竟是什么。在大学阶段，重要的不是同意老师的观点，而是是否形成自己的观点，能否为自己的观点提供充分的论证过程。这张卷子顺从老师的观点能拿到一百分，不顺从老师的观点只能拿到60分。哪怕顺从是拿不到高分的，也觉得顺从是安全的，因为大部分人都选择了顺从。这样下去，质疑精神越来越少。

  有的同学会说，未必所有老师都喜欢不同的观点，不顺从就拿不了高分。确实如此，但我想说的是，高分有那么重要吗？重要到自己的观点已经变得不重要了吗？或许，根本原因是自己没有观点。

  也有同学说，我有自己的观点，但考试的目的就是为了拿优，何必那么当真。社会学有一个术语叫做“弱者的武器”，是美国学者斯科特研究马来西亚农民时对某些行为的命名。也有中国学者把这个理论用在中国研究上，比如人民公社时期农民无法直接表达不满，于是磨洋工、偷工减料、开小差、阴奉阳违。这些行为看起来很聪明，但依然是“弱者的武器”，归根到底是把自己视为弱者。“弱者的武器”是一个不得已的最后的选择，而且往往是高度压力之下的结果。大学阶段应该说是最有可能进行讨论的阶段，如果这个时期也不愿表达自己的想法，以后更没有机会了。一边是“弱者的武器”，同时又是“第一病”和“优等生思维”，哪怕取得世俗层面的成功，也一定会很焦虑的，因为已经患上了“精神分裂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