住在隔壁的人贩子：同吃同住伺机下手(图)

　　11月2日，张维平拐卖儿童案开庭当天，赵丽、申军良等被拐卖儿童的家长在广州市中级法院门前。A14-A15版图片/受访者供图

　　陈前进 （男）

　　朱青龙 （男）

　　邓云峰 （男）

　　钟彬 （男）

　　钟彬 （男）

　　欧阳佳豪 （男）

　　李成青 （男）

　　杨佳鑫 （男）

　　贵州人赵丽（化名）至今记得14年前的那个冬天。那时，她和丈夫、儿子、婆婆住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的一间出租房里。儿子小前进刚满两岁，白白胖胖，生得可爱。白天，她和丈夫在外打工，婆婆在家照料孩子。

　　一天早上，赵丽的婆婆正在做家务，住在隔壁的一名老乡说可以帮忙看孩子。婆婆还和人家开玩笑：“你是不是要把我家孩子抱走啊？”老乡笑了：“怎么可能？我才不是那样的人。”

　　一个小时后，老乡和小前进一起消失了。

　　多年后，赵丽得知那个老乡叫张维平，曾因拐卖儿童判过两次刑。经他之手拐走或卖出的婴幼儿，至少还有8人。

　　2017年11月2日，张维平等人拐卖儿童案在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

　　法庭上，赵丽一眼认出了张维平。她激动地站起来，“我就想问问，为什么要偷走我的儿子？”

　　张维平说，偷孩子不为别的，就为卖钱。

　　同吃同住，伺机下手

　　与张维平做邻居时，赵丽只见过他一两次，叫不上他的名字。

　　那是2003年10月，张维平住在赵丽家附近的出租屋里，两家相隔不过百米。平日里，他不出门工作，每天都在外面吃快餐。但他会主动与赵丽的家人搭讪，逗小前进玩儿，还给小前进买吃的，热情得有些过分。赵丽也曾提醒孩子的奶奶对陌生人多加注意。但老人认为张维平长相朴实，不像坏人。

　　“他表现得很喜欢孩子，哄孩子玩。”直到小前进丢了，赵丽才想明白张维平的套路，哄孩子是为了让孩子和他熟悉，抱走时不哭不闹。

　　利用类似手法，张维平多次得手。有时，他甚至会想办法住到受害人家里。

　　2005年7月，张维平在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龙溪镇，结识了湖南人李树全。在旭日村里，两家的房子相隔不到20米。张维平不上班，经常帮着李奶奶带孙子小成青。

　　后来，李树全一家搬到龙华镇，没过几天，张维平跟了过去。他对李树全谎称“租不到合适的房子”，在李家的客厅里和李树全一起睡了三四天。“我们每天同吃同住，我给他介绍工作，骑单车载他上下班。”李树全说。

　　一旦获得孩子的信任，张维平便寻找时机，果断下手。往往只需要一次和孩子独处的机会，便能成功。

　　2005年8月5日，张维平抱走小成青的那天，李树全不在家，李的妻子正在为家人和张维平准备晚餐。张维平趁着成青妈妈不注意，抱着孩子走出出租屋所在的村庄。走到镇上后，他直接坐上了开往增城的公交车。

　　一个小时后，他和小成青已经到了40公里外的增城。

　　2003年9月到2005年12月，张维平经常更换租房地点。每到一个地方，他就开始物色目标。从锁定目标到诱拐得手，一般不超过一个月。

　　小前进失踪后，赵丽跟着警察闯进张维平的出租屋。“他的屋子里连牙膏牙刷都没有，床板就用报纸包着人睡在上面，根本不像有人住过。”

　　卖孩子的打工仔

　　张维平是贵州省遵义市绥阳县人，1971年10月出生。他身高一米六八左右，皮肤较黑，面容消瘦，嘴边留两抹淡淡的八字胡。

　　在村里，张家经济条件不好。与邻居相比，老房子低矮简陋。张维平读到初二时便辍了学，在家务农。没几年，便外出务工挣钱。

　　上世纪90年代，广东成为中国大陆最开放、发展最快的省份。张维平也随着这股热潮，从贵州跑到邻省打工。起初，他在东莞市厚街镇的一家厂子里做鞋，那是全中国最著名的鞋业生产地之一。1996年后，他辗转来到增城，在荔城区（现增城区荔城镇）的一家化纤厂里找到了工作。

　　到增城打工前后，张维平听老乡说起过一些拐卖孩子的事：与张同县的胡某、同为遵义人的曹某做的就是这样营生，曹某甚至卖掉了自己不到一岁的儿子。张维平还认识一个吴某，对于此间的门道略知一二。

　　1998年，张维平在石滩镇认识了性工作者“陈英”，相处了一段日子。两人一起住在张维平在化纤厂的宿舍里。

　　一天，“陈英”把张维平拉到东莞的石碣镇，指着马路边的一个小男孩问他：“能不能帮我把这个孩子卖掉？”小男孩被一个女人抱着。“陈英”说，那个女人是孩子的妈妈，是自己的四川老乡。

　　两三天后，“陈英”抱着小男孩来到张维平的宿舍。张维平找吴某帮忙，寻找买主。那一次，张维平、“陈英”见到了男男女女共4名买家。事后，“陈英”从买家处拿到了9000元左右的“抚养费”，还分了张维平500元。

　　不料，半个多月后，张维平便被警方抓获。1999年7月，他因拐卖儿童罪被东莞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6年。

　　抽成的中间人

　　2003年，在狱中获得减刑的张维平，刑满释放。无处可去之际，他来到了惠州市博罗县石湾镇。

　　在石湾车站附近，他租了一间临时房，每晚只要10元。没事时，他就到村口的小店闲坐。店里两名七八十岁的老人听说张维平因拐卖儿童坐过牢，便介绍他结识了另一个行里人——“梅姨”。

　　初次与梅姨合作，张维平十分谨慎。偷孩子前，他告诉梅姨，自己和女朋友生了个孩子。因为家中还有妻儿，这个一岁左右的男孩无法带回家抚养。他希望梅姨介绍一个人家收养孩子，收养者只需付一笔“抚养费”。

　　在张维平的供述中，那是他第一次亲手偷走别人的孩子。收养孩子的夫妇给了他12000元。其中的1000元，他给了梅姨当做介绍费。

　　仅两个月后，张维平便与梅姨有了第二次合作。他开始熟悉带孩子与买主见面，买主带孩子体检等流程。梅姨承诺：不论男女，只要有小孩，她都要。

　　从那时起，张维平不再想着到工厂做工，每隔数月就偷个孩子经梅姨之手卖掉。每个男孩12000元，除去给梅姨的部分，张维平能拿到11000元。二人之间还有一种默契。张维平不说孩子是从哪里来的，梅姨也从不过问。

　　据张维平交代，仅2004年，他就拐走并卖掉三个孩子。2005年，他又得手四次。

　　除了卖掉自己偷来的孩子，他还帮别人“销赃”。

　　2004年，他曾与一个名叫“小妹”的性工作者有过短暂交往。小妹先后两次请张维平帮忙卖孩子，张都将孩子从梅姨处出手，并从中获利。

　　通过梅姨，张维平还帮表弟周容平联系过买家。被卖的是周容平邻居家刚满1岁的男孩，由周等4人入室抢走。孩子卖了13000元，张维平却告诉周只卖了10000元，事后还收了1000元中介费。

　　2016年张维平在贵州落网后，警方曾问他，是什么心态让他多次拐卖儿童。张维平称，究竟是什么心态，他自己也说不清。

　　他能说清的一点是，卖孩子得来的收入，都在赌博时输光了。

　　或将被判重刑

　　2017年7月，广州市人民检察院对张维平、周容平等人提起公诉。这是张维平第三次因涉嫌拐卖儿童罪被诉。

　　上一次是2010年5月，张维平因拐卖儿童罪被广东省东莞市第一法院判处有期徒刑7年。经减刑，其于2015年8月获释。

　　广州市检的公诉，意味着本案要在广州中院一审。依据刑事诉讼法，在中级法院一审的刑事案件，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无期徒刑、死刑。与周容平等4名没有前科的被告人相比，张维平无疑是最有可能被判重刑的那一个。

　　2017年11月2日庭审时，另一名被拐儿童的父亲申军良准备了满满一页纸的问题，要张维平回答每一个孩子是从哪里偷的、在哪里交易、被卖到了哪里。张维平把自己知道的都说了，但孩子究竟卖到了哪里、卖给了谁，只有梅姨知道。

　　“只要你说出梅姨在哪，帮我们找到孩子，我们所有家长愿意给你写谅解书。”申军良说道。张维平和他对视了两秒，点点头。

　　但他根本不知梅姨的下落。

　　两人最后一次联络是2005年底。当时电视里多次报道东莞警方的打拐行动，张维平想金盆洗手。他换掉手机卡，主动切断了与梅姨的联系。

　　依据刑法，拐卖儿童三人以上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并处罚金或者没收财产；情节特别严重的，处死刑。

　　在本次被公诉的5名被告人中，只有张维平没有主动聘请辩护律师。他在法庭上表示：“我希望法院判我死刑，立即执行。”

　　可是申军良不愿看到张维平被判死刑，在梅姨下落未明的情况下，他是找到9名被拐卖儿童的唯一线索。

　　“如果张维平被判死刑，我就上诉。”申军良说，他死了，我们的孩子可能永远都找不到了。

　　被拐卖儿童情况

　　陈前进 （男）

　　2001年8月19日出生，2003年10月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耳朵背侧有一小孔；脑门处有一颗黑痣。

　　朱青龙 （男）

　　2003年5月11日出生，2004年7月28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不详。

　　体貌特征：不详。

　　邓云峰 （男）

　　2002年9月23日出生，2004年8月23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惠州市博罗县到河源市紫金县路上。

　　体貌特征：两处头旋；左手断掌；笑起来脸上有2个酒窝。

　　钟彬 （男）

　　2003年7月出生，2004年12月31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县城。

　　体貌特征：不详。

　　申聪 （男）

　　2003年12月7日出生，2005年1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

　　体貌特征：左眼眼角处有一小孔；左脚大脚趾有一绿色胎记；右侧臀部有一圆形红色胎记；右大腿有胎记。

　　欧阳佳豪 （男）

　　2002年11月9日出生，2005年5月26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不详。

　　体貌特征：不详。

　　李成青 （男）

　　2004年1月8日出生，2005年8月5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到水墩镇路上。

　　体貌特征：鼻子下有一颗黑痣；嘴巴下有一颗黑痣；耳垂较厚。

　　杨佳鑫 （男）

　　2003年9月16日出生，2006年1月1日被拐卖。

　　交易地点：广东省河源市紫金县县城。

　　体貌特征：不详。

　　■ 特写

　　9个家庭寻子13年

　　有人卖房坚持，有人中途放弃

　　13年前，申军良的儿子申聪丢了。

　　刚满1岁的申聪，被张维平的表弟周容平等人从广东省增城市（现广州市增城区）家中抢走，又经张维平、梅姨之手卖出，最终卖了13000元。

　　儿子申聪被抢的那天，申军良的人生发生了裂变。

　　那天前，28岁的他意气风发，是一家电子玩具厂里最年轻的经理，喜欢穿九牧王服装、戴浪琴手表、用最新款诺基亚手机。人均月工资三四百元时，他就能挣到五千元。

　　那天后，他的体面、志向、自尊和申聪一起没了踪影。一夜之间，他成了悲伤、困窘的中年人。“谁能想到，人贩子就在我们身边，离我们那么近！”他至今认为，是自己年轻时的无知毁掉了儿子一生的幸福。

　　孩子丢失后，河南人申军良辞掉工作，拿出所有的积蓄，追逐与申聪有关的各种线索。

　　大海捞针

　　在13亿多人口的中国，想要找到一个1岁的男孩，无异于大海捞针。申军良用的，大多是笨办法。

　　一度，他听说周容平抢完孩子去了珠海，自己就跟到珠海。三年中，他白天抱着一只塑料袋，里面装着一摞厚厚的寻人启事和一瓶胶水，在大街小巷贴传单；晚上困了，就靠在路边睡一会儿，醒了继续贴。

　　虽然没找到儿子，但申军良摸到一个规律：每发出几万份传单，可以得到一条线索。

　　2016年周容平、张维平落网后，申军良听说申聪被卖到增城区湘江路附近，他在增城转了一年，挨家挨户拜访。湘江路上有五个社区，他边走边贴寻人启事，一个月才全部走遍。附近的学校和菜市场也是他发传单首选的地方。

　　他也想过讨巧的法子，悬赏。2008年，他在寻人启事中将赏金喊到了10万元。

　　那段时间，申军良的手机响个不停。自称与申聪有关的消息，从全国各地蜂拥而来。

　　最初，只要有人提供线索，要多少钱他都给。2009年，一个成都的号码称知道申聪的下落，前提是先转2000元。申军良夹着钱一路小跑，在3公里外找到一家农业银行，汇了过去。按照对方说好的地址，申军良连夜赶去，下了火车，对方已经关机。

　　寻子过程中，申军良根据张维平的口供和当年的报警记录，结识了另外8个家庭。他们的儿子都被张维平偷了或卖了，至今下落不明。

　　湖南人邓自和还记得儿子小云峰被拐的那天，2004年8月23日，他和一群亲戚追出去，只捡到孩子的一只拖鞋。那之后，他在广州火车站的候车室里住了7天，又把周围的村庄全都转了一遍，却没有发现孩子的踪迹。

　　2006年元旦，张维平拐走了最后一个孩子——小佳鑫。此后3年，小佳鑫的父亲阿江到各地寻子。申军良说，“2008年10月，阿江寻子无果精神崩溃，乘火车时趁家人不备，跳车身亡。”

　　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

　　寻子的这些年里，申军良几度感觉申聪就在眼前。

　　2017年，一个男人给申军良提供线索，“你儿子就住在我家隔壁，你快来吧。”

　　“什么时候买的？”申军良追问。“2005年1月。”时间非常吻合。

　　“那孩子刚来的时候和申聪一模一样，错不了。长得和你非常接近。”

　　申军良没敢轻举妄动，让对方帮忙看着。对方不时发来信息，“你的聪聪正在去上学的路上。”“申聪放学回家了正在吃饭。”

　　申军良睡不着觉，租了一辆车，在孩子家门口守了几天，终于见到了人。他用手机偷偷拍了孩子的侧面照，越看越觉得就是申聪。再看看孩子的家，怎么看都觉得亲切，好像看自己家一样。

　　他把孩子的照片发给山东省公安厅首席模拟画像专家林宇辉，问他像不像自己。林宇辉也觉得有点像，申军良更确定了。

　　他甚至想好了该请哪位亲戚过来帮忙，如何与孩子父母谈判，如何与儿子修补关系。可就在最后一刻，DNA比对没成功。

　　接到通知时，年近40岁的申军良站在路边号啕大哭。

　　还有一次是2016年3月5日，申军良接到打拐志愿者的电话：抢走申聪的嫌疑人周容平落网。他至今记得电话打来时，手机显示的时间是11:56。

　　申军良顾不上别的，整理出一个房间后跑到商场。他给申聪买了书包、椅子、被子和一堆学习用品，还想买几件衣服。可10年不见，他不知道申聪的身高、体重。

　　那一次，申军良又失望了。周容平告诉警方，孩子被抱走后，转手、再转手。最终到了哪里，他不知道。

　　邓自和也经历过失望。在增城附近的村庄寻找小云峰时，他突然听到一个孩子的哭声很响亮，和小云峰很像。他停住脚，站在门口仔细听。屋里的孩子断断续续哭了近三小时，邓自和站在外面听了三小时。三小时后，他鼓起勇气敲开门，却是空欢喜一场。

　　聊起这些年对申聪的寻找，申军良觉得他就像一团萦绕在身边的雾。自己在这氤氲弥漫的雾霭中穿行，好像能看到他，却什么也抓不住。

　　残存的记忆

　　时间长了，有的家庭连这团雾也看不到了。

　　2003年10月，贵州人赵丽的儿子小前进被张维平偷走了。起初，她辞掉工作，疯了似的寻找。但两三个月后，她感到大海捞针式地搜寻希望渺茫，生活还要继续，只能放弃。

　　小云峰被偷走后，邓自和在广州找了一个多月，家里断了经济来源，连房租都交不上。为了自己和家人生存下去，他只好暂时放下小云峰的事，打工过活。此后几年，邓自和断断续续打听过小云峰的下落，但最初的线索断了，重新搜寻时已无从下手。

　　有的家庭对找回孩子已彻底不抱希望。2016年，申军良打通了一家人的电话，孩子的父亲在电话中说道：我们不找了。申军良转不过弯：“自己的孩子自己不找，你在想什么？”

　　13年来，申军良是9个家庭中唯一坚持寻找孩子的人。他充当了家长和警方的联络人，组织大家进法庭旁听，设计传单并张贴传单……

　　他详细询问了每个孩子的出生日期、被拐卖日期、体貌特征等，并印成彩色宣传单。但时隔多年，有些家长已经很难准确描述出这些细节。

　　赵丽脑海中关于小前进的印象所剩不多。她强迫自己回忆起关于他的事情，想来想去，只记得他喜欢喝酸奶，有时一天要喝掉两板酸奶。他的耳廓上有两个小孔，“和我这个一模一样。”赵丽摁着自己的耳朵给别人看。

　　只有申军良能像背书一样流利地说出申聪的特征：“屁股上有一块圆形朱红色胎记，右大腿有一块长形红色胎记，左脚趾有一点绿色胎记，左眼角有个小孔。” 新京报记者 王翀鹏程 广州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