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文令：少年心性面苍茫 妙谛因心笑笙歌

从2002年厦门海滩的“小红人”雕塑开始，陈文令就一直以自己的人生际遇和个人感悟为主轴，用外向的艺术表达方式与大时代进行着对话。其间，人们对骨瘦嶙峋却天真浪漫的小红人、珠光宝气名牌加身的猪小姐等艺术形象留下深刻印象。

近期，陈文令新作展“妙谛因心”在北京798艺术区白盒子艺术馆举办，由中央美术学院院长范迪安担任学术主持。一改以往的外向的宏大叙事，陈文令的新作转向内在的对于生命、亲情、爱等主题的个人叙事在形式上与之前作品保持了一定关联性，但是在作品内核上拉开了距离。一时间，展览成为人们议论的焦点。

对此，陈文令做出阐释：“这两年艺术创作的转型与他的人生际遇息息相关，因一场大病让他对人生、对现实、对亲情、对爱、对艺术都产生了一种更深刻更内在的感触。”他说：“要用审美的眼光看待人生的任何不同遭遇，也就是生命呼吸和逃生的出口”，并希望获得对生命体悟的一种可视化再现。

垃圾时间成就五千手稿

周六，798白盒子艺术馆在10点开门，早到了20分钟的陈文令并没有如常人般闲坐着玩手机，而是随意坐在路边高台阶上，用铅笔在腿上的小本本上画画。他画画非常专注，在他周围不断有人走过，但他始终没有抬头。

我发现，您在等开门的时候一直在画画，还画得很专注，是在画什么呢？

陈文令：我提前二十分钟来，没有凳子也没有像样的桌子，我的裤子也很干净，但我不会觉得那个地方坐了就会丢我的面子。我就坐在那里画了一张画。因为前几天我女儿拉我去看《摔跤吧，爸爸》，看后我特别感动。我习惯记图像日记，今天就画了一个现实中的世界冠军的图像，而灵感就来自《摔跤吧，爸爸》。

为什么短短二十分钟时间里您还要画一幅画呢？

陈文令：因为垃圾时间也可以变废为宝。这个世界严格意义上是没有垃圾的，放错了地方的才是垃圾；放对了地方都是艺术品，或是有价值的东西。时间也是，对我来说没有垃圾时间，如果让我等候，我就把它变成快乐的等候。

看您画画时特别专注，也不管周围有多少人……

陈文令：画画的时候我特别入迷，这个入迷是这么来的——1990 年我第一次坐飞机来北京，飞机降落的时候，我的脚心手心全都是汗，高空恐惧感非常严重，颠簸一下就想：可能会掉下来摔死。慢慢地到了2000 年，我发现在飞机上画画能减缓恐惧，因为我一画就会进入迷醉的状态。所以我现在的手稿有5000多张，这次展览展出了100多张。很多人看了很惊讶，说：你是一个雕塑家，主要不是画画的，（画出）这个量你得多勤奋！

可我不喜欢“勤奋”这个词，也不喜欢“坚持”这个词。我是在享受，根本停不下来。它和做雕塑不一样，还要请助手啊什么的，画画是很独立很享受的，这跟勤奋无关。

我感觉生活并不缺乏快乐，而是缺乏发现创造快乐的能力。快乐有一个成本的问题，有一种人快乐成本很低，可能一个很无聊的事就能很快乐。对我来说我喜欢带有一点苦涩，或者有一点酸楚，痛并快乐的这种快乐。这种快乐要通过所谓的契而不舍的追求获得，这种快乐哪怕只有几分钟，这个人生也是辉煌璀璨的。

绝地生花礼赞“妙谛因心”

进入“白盒子”，主题雕塑“行走的人”最先映入眼帘。陈文令标志性的形象——瘦弱男孩——再次出现，他步伐艰难但是坚定，陈文令给男孩加了一个防毒面具，我看不到他标志性的笑容，但从他的眼睛里，仍能感受到笑意。

您希望个展“妙谛因心”给观众传达什么信息？

陈文令：“妙谛因心”这个展览，与我两年前生的一场大病有关。大病的死里逃生让我体会到，人要真正的认识自己，就要离开自己，在自己周围，像局外人那样审视自己，这样会认识到自己的客观现状、欲望、处境等等，这样有助于自己再度整理，盘点和运用自己的生命资源，也就是让自己处于更清醒的状态。

我从佛教里面得到了启迪。“妙谛因心”，顾名思义就是人生和艺术的真谛跟心有着紧密的关系。只要你的心不倒，你的生命之树就不倒，只要你的心亮着，人生的路再黑暗你都能走下去，这是我死里逃生之后的一个感觉。两年前我得了癌症，在康复过程中我体会到，我要把我的心像一个调节器一样调到最佳状态再展开有节奏的工作。

我的主题雕塑就是“妙谛因心”，也是“行走的人”。我一直做那个“小红人”，“小红人”是充满蓬勃心胸的少年。而今这个少年瘦瘦高高的，弓着腰，抱着一块沉重又发亮的石头，戴着面具，背顶着一株即将怒放的梅花，步履蹒跚地向前走着。你可以看到整个作品的意境，是营造一种——即便在你的行走过程中，有残酷、凄凉或者痛苦，也要走出一种诗性和浪漫，在薄情和坎坷中也要走出深情和抒情性的东西。

这件作品是我个人真切的人生写照，也是现实生活中普通众生的生活状态。没有哪个人走的人生路是完全轻装上阵的，所有人的路都不易，但是你还是要带着一种浪漫、诗意和深情。这个作品其实是我自己的人生史和艺术史一种深度体悟的结晶，也可以说是我这两年半一个深刻的视觉化体现。

“妙谛因心”的英文翻译是“Graces of my heart”，让我想到《荒漠甘泉》这本书，就像您说的那样，在荒漠中特别辛苦却最终找到甘泉，促使人们去思考人生和命运。您觉得经历病痛对艺术家来说意味着什么？

陈文令：经历病痛对艺术家来说是一堂大课，而且这种升学之课是很难毕业很难考及格的，很难从严谨的答案中寻找出口的。在这种过程中作为一个艺术家最大的武器是能否用一个艺术家的心性和审美精神来救赎自己。我认为，哲学宗教可以自我救赎和自我超越，同时艺术也可以自我救赎和自我救命。

生活中你要用审美的目光看待生命中的所有遭遇，生命才有呼吸和逃生的出口，不然你一点希望都没有。人没有希望就很容易被死神扑倒，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炼狱，是对肉身和精神的千锤百炼。在向死而生的炼狱中你能获得重生，重生之后不是绝地反击，而是绝地生花，把美好人生和温暖生活中的点点滴滴转换成你的精神武器和艺术的力量。

对这种坎坷我是用因祸得福的心态来面对的，我会以一种喜悦和勇敢的心态来迎战它。既然来了，我就会坦然的面对它、对付它、最后放下它。我觉得生命中任何东西，人世间所有的东西都不能完全的二元对立，所有文化和人生命题也是一个悖论，在这个悖论中梳理你的通道，你往哪个方向逃生，生命才能活下去。你肉身的命，智慧的命和你艺术的命怎么才能稍微长久一点，每个艺术家都要接受这种挑战。

大病给我的启迪很多，也许没有这种经验的人生是不完整的，这种经验是在书本中无法得到的真知灼见。每个人所经历的人生遭遇、痛楚和坎坷是不一样的，有亲人的离弃、感情的挫折、病魔的折磨或者一些财富和社会地位的变故，这种美的缺失都会给人心带来深度的体验，有这种人性的体验，人生才完整。

您提到劫难，提到感恩之心，弘扬人性的善，乐观面对困难，让人觉得有希望。这些与主流话语体系中的“正能量”似乎是同一个方向，您如何看您的感悟与“正能量”的异同？

陈文令：“正能量”这个词是十年来所有网络词或官方词中我最喜欢的一个词汇。所谓的正能量就是说，生命中有很多痛苦很多不如意，但通通要负负得正。在不幸的遭遇里面，你要看到有审美并能激发人生和社会新价值的能量。正能量就是可能分享他人的一种向上的积极的暖能量。

人生十有八九不尽如人意。这就是看你的转换，你对所有遭遇的认知，你能不能把他转换成正能量和有价值的东西。所谓正能量就是可以共享的能量，可以感染周围的所有生命的能量。

一个负能量的人是会带鬼气邪气的，跟他呆半秒钟就会给你的人生带来阴暗。我很相信这种东西，这不属于唯心主义，现实中是存在的。有的人年轻时长的丑，但他后来重德性和修养，让你觉得他一点都不难看，非常的可爱，这个其实就是一种能量。我曾看到过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的照片，她用一生去爱护帮扶穷人，她是人类良心的代言。你不会觉得这个女人很老很难看，反而是让人感到她非常的美，有正能量，让人永远敬重。

“红色记忆”憧憬精神彼岸

“红色记忆”系列是陈文令的成名作。人们无法忘记那些红色雕塑——形态瘦削的男孩，却带着发自内心的笑容。这一在身体和精神上存在极大反差的雕塑人物，陈文令管他叫“小红人”，贯穿他所有时期的雕塑作品，这是陈文令作品的精神高度。

而在北京侨福芳草地，其独特的外观和周边前卫的雕塑不仅吸引着各大名牌入驻，还吸引着内心膨胀的衣着光鲜人士。他们急切的脚步不会让他们留意主入口旋转门中的玄机——门中有一尊与人等高的雕像——珠光宝气趾高气昂的猪小姐。这是陈文令眼中的“幸福生活”。

“红色记忆”从开始就受到了各方的争议。您说，用痛苦表现痛苦，不如用痛苦的生命体去表现美好与希望……

陈文令：这其实是影响我一生的作品，也是我自传体的作品。我希望我这一生充满少年心性和少年精神。少年心性是对未知、对前程、对性、对一切充满澎湃心境。我的少年时期其实是苦涩的。当时正值文革过后，还有意识形态笼罩下的文革遗风，而且生活很贫瘠。那时在福建，很多乡下小孩都瘦瘦的。我当时的记忆就是饥饿的生命体。一个人的生命最大威胁莫过于饥饿，民以食为天，那感觉是最基本的生存都没有得到保障。

从小父母和老师都教育要追逐理想和幸福，我离开故乡33年，一直向着幸福彼岸奔跑。有时感觉岸快到了，上岸发现并不是你想上的幸福之岛。后来发现其实幸福岛就在脚下，就在身后，曾经有过的那一片乐土。这是我个人的体验。

说说“幸福生活”系列吧。美国在上世纪20年代同样经历过所谓“镀金时代”，当时也出现了一些针对物质膨胀的作品，比如《了不起的盖茨比》书中那个“遥远的绿光”。中国当下社会对物质的态度，您觉得跟以往有很大的不同么？

陈文令：我所有作品都是对现实的反思、审视和批判，这种批判不是一种情绪或大大咧咧地骂。我的批判都是通过一种幽默诙谐、轻松调侃的方式表现出来的。“猪”这套作品也是这样，是最好懂的。猪在中国民俗文化当中是很物质化的象征，猪的内部指向很多义，不管它很肮脏很懒惰很膨胀很有生产力甚至很色情。我就是通过猪来反映整个中国的现实、城市化及所有物质的膨胀，是对消费主义的一种反思。

消费文化和消费主义不一样，你的生命再努力再奋斗，也是为了肉身炫耀，活着还是为了更好的活着。在我看这就是这个时代的悲剧，所以我讲到“局外人”这个概念，我觉得人很难成为自己的局外人，所以我也一直在反思。中国人在这个阶段是很容易飘飘然的，对我自己来说我现在这个阶段也是非常容易骄傲的。我个人的感觉是，一个人、一个国家都要经常反思和自我批判，尤其是在秋天收获的季节。

沧海一粟笃志滴水穿石

今年2月，陈文令回到福建老家，并带去了一尊高4米重3吨的作品《关公骑马铜像》。他将这尊铜像捐赠给老家的家庙。用自己的方式回报社会是陈文令笃信的价值观，他觉得沧海一粟亦能滴水穿石。有趣的是，在关公身后还有他标志性的“小红人”。

在一个采访中，您说不能对社会熟视无睹。您觉得如何理解当下的社会，接下来是否有行动？

陈文令：一定要慢慢地改变社会，对社会的任何问题都不要放弃，要满怀希望。如果有问题就放弃或顺着它都不好，要一点一点地努力，用自己的行动改变，从自己改变。

个人这么弱小，沧海一粟，这一粟你也好我也好大家也好，所有的水滴都好，世界的海洋就会蓝起来。

我每年都会做一点慈善。善不是说出来的，更主要是要通过行动。我个人感觉自己功成名就，什么都有，这不是因为我一个人厉害，我认为自己是作为一个主体力量，还有很多别的力量组合使我走到今天。因此，我赚的钱应该有个百分比去回馈给周边的人，甚至和我生命无关的人。这种无关也是有关的，当时无关，可能到你的子孙辈有关了。我是用一种更大的时空观来看的。

走到今天，我得到很多人的帮助，我可能永远报答不了他们。有一些人原谅我，理解我，还有一些帮助过我的人可能往生作古了，真要下辈子再报答他们了。但能量在我身上，必须回报一些永远都不用报答我的人，这应该也算是变相的对曾帮助过我的人的报答。

这个理念会在我一生中实践下去，力所能及地做到我生命最后一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