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崇谷：抗疫标尺检验下的中国与西方(十七)

　　第十七篇 “试玉要烧三日满”，

　　“西方文明中心论”经得起历史的检验吗?

　　作者：彭崇谷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写的诗中有两妙句:“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说的是检验玉的好坏要经过几天时间烈火的烧炼;识别一个人是否是俊杰，对他要有更长时间在实践中的考察。这两句诗的深层含义是告诉人们，事物的真伪优劣必须让时间去考验。

　　自古至今，政府和民众应对重大疫情的精神状态及实际行动始终是检验一个国家一个社会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志。

　　瘟疫像战争一样是毁灭人类的杀手。这里且不说西方世界是战争的摇篮;由西方挑起的中世纪十字军东征，近代的第一次、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人类生命的杀戳是何等惨烈!再看人类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对人类生命造成了严重危机的重大疫情!历史上欧洲发生疫情的次数比中国要多得多，对人类生命的危害程度比中国要严重得多。历史上欧洲在应对瘟疫中表现出来的无能为力，也足以证明“西方文明中心论”是建立在一堆堆松散的沙土泥巴之上，在滚滚历史洪流的冲洗下一触即散。

　　历史上，中国对瘟疫的认知，某等程度上比西方世界要早得多，深刻得多。

　　早在《周礼.天官.冢宰》中就记载了古人对瘟疫的认识:“疾医掌养万民之疾病，四时皆有疠疾”《黄帝内经》中记载了预防传染病的方法:“五疫之至，皆相染易，无问大小，病状相似，如何得不相易者”。

　　从汉代开始，医学里都把传染病作为重点项目加以关注。

　　公元219年，汉代医圣张仲景写了《伤寒杂病论》。总结了以往的临床经验。包括治疗伤寒和杂病两部分。在中药辨证施治方面有着突出的成就，奠定了中医辨证施治的基础。

　　东晋医学家葛洪(公元284至364年)著述的《肘后备急方》对"虏疮”(天花)、狂犬病等流行性疫病作了记载。书中提出的用狂犬脑组织治疗狂犬病的观点，被认为是中国免疫思想的萌芽。书中对天花的危险性、传染性的描述，非常精确。葛洪还对结核病主要症状作了细致描述，揭示了结核病“死后复传及旁人”的特性。这些不仅仅是世界上最早的记载，而且其论述的完备性也不亚于现代医学。以后的医书对疟疾、麻疹、白喉、水痘、霍乱、痢疾、肺结核等急性传染病及其辨证治疗办法都有明确记载。

　　《肘后备急方》记载了用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青蒿一握，以水两升渍，绞取汁，尽服之"，治疗寒热诸疟。当代医学家屠呦呦正是从这一古代治疟方法中受到启发发明了治疗疟疾的现代药物青蒿素。屠呦呦于2011年9月成为我国第一位医学诺贝尔奖得主。

　　明朝末年瘟疫病大家吴又可于1642年撰写了我国医学史上第一部研究急性传染病专著《温疫论》，书中第一次提出了“疠气"致瘟的病因学观点，指出病从口鼻而入，主张“疏刺祛邪”的治疗方法。这些独到见解对今天的湿热传染病类治疗仍具有指导意义。

　　对比中国，西方在对瘟疫的认识上差距很明显。在中世纪时，欧洲由于教会力量强大，神权地位相当稳固，普通民众文化素质低迷信严重;因而教会常常把瘟疫产生的责任归结为信徒，宣扬“生病是因为个人有罪”，“瘟疫是对不虔诚的人的惩罚″，如此出现很多人排着队伍互相鞭打以“清洗灵魂”、或者把财产权捐给教会赎罪等现象。但现实是这些愚昧的认知和行为，并不能制止瘟疫的产生，甚至不少教会牧师在瘟疫中失去了生命。

　　公元十四纪欧洲爆发黑死病期间，当时欧洲人认为黑死病是猫引起的，猫“实属邪恶的化身”，如是见猫便捕杀。我们知道古代埃及人将猫神化并无限崇拜!谁会想到几千年之后欧洲人却会疯狂杀猫呢?而且这又是在葛洪已有了对天花、狂犬病等传染性流行病的认识并写出《肘后备急方》提出用青蒿治疗疟疾的方法1000多年之后发生的事。十四世纪的欧洲人不知道黑死病的传染源就是老鼠，猫杀光后老鼠更加肆意繁殖，这在很大程度上令黑死病瘟疫雪上加霜。史书记载古代的法国人没有洗澡习惯，就连法国皇帝一年也只洗一次澡。普通民众只有出生、结婚、死亡时共洗三次澡。殊不知不洗澡会使跳蚤虱子大量繁殖，跳虱对人体的叮咬又会加速黑死病的传播。

　　西方自进入基督教时代以后千多年中对疾病几乎是无可奈何状态，因那时他们对中国的中药不懂也不认同，西药没有产生，人们基本上就靠自身的免疫力来抵抗疾病。有了疾病，人民只懂得求巫师施法，祷告祈求上帝赐圣水。教会的行医者一般也是给病人放血治疗;人晕倒了放血，腿上长疮放血、发高烧放血，他们以为放血可治疗百病。完全可以看出，欧洲历史上的行医者远远没有达到中国早在春秋时期扁鹊与蔡桓公论病时提出的通过面相切脉诊断、热水敷烫、针灸、汤药治疗及三国时期华佗给关云长刮骨疗毒这种对疾病伤痛的认知和治疗水平。

　　西方既然对一般性疾病的认识尚是枉自兴叹而无可奈何，自然他们对重大传染流行病更是无能为力只能任其肆意横行了。公元前430年爆发了伯罗奔尼撒战争。当雅典人与斯巴达人血战正酣时，一场瘟疫突然袭来，战场上因瘟疫死亡的人数超过了战争中死亡人数，雅典有一半人口死于瘟疫。一度被西方世界引以骄傲的雅典社会治理体系在瘟疫的浩劫中全面崩溃。公元165年至191年，古罗马帝国发生了安东尼大瘟疫。这次瘟疫从罗马帝国的东部爆发并迅速向西部的意大利、高卢、和日尔曼地区蔓延。据罗马史学家迪奥卡称，疫情爆发期间每天就有两千人染病死亡，总死亡人数高达五百万之多，相当于罗马帝国总人口的1/3，有两位皇帝及多数社会高层人士都死于这次瘟疫。这场瘟疫延续了七年之久后，公元191年又再一次大规模爆发，每天死亡人数2000人以上。很多村庄从从此消失。公元250年，疫情再一次在古罗马帝国爆发，迦太基的基督教主教西普里安记载了此次疫情，故这场瘟疫被称为西普里安瘟疫。这次瘟疫席卷了西方世界的所有已知国家，疫情一直持续了15年之久，高峰时期每天接近5000人死亡，到疫情结束死亡总人数达2500万人，疫情给当时世界带来了极大恐慌，甚至有人认为是“世界末日”来了。公元541年到599年，此时中国已进入了南北朝时期。欧洲从君士坦丁堡到地中海沿岸的大量城镇，先后爆发了五次严重瘟疫，史称查士丁尼大瘟疫，死亡人数达2500万。不仅欧洲人口因此下降了一半，社会生产力遭到了严重破坏，瘟疫彻底毁掉了拜占庭帝国重建罗马盛世的梦想。公元1347年意大利爆发了黑死病，这场瘟疫到1349年传遍了整个西欧，直到1352年初才逐步消退。有学者估计黑死病在整个欧洲死亡人数四五千万以上，死亡率达到欧洲总人口的1/3。瘟疫使许多人因痛苦而失去了理智，有人因恐慌而疯狂。他们四去寻找替罪羊，有人责怪是猫引发了这次黑死病，如此整个欧洲千千万万的猫遭受捕杀;有人指控瘟疫的爆发来自犹太人的投毒，于是将很多犹太人投入火中烧死。接受了现实的人则变得无情而麻木，史书中有大量亲人相互遗弃，死者孤单离世的记载。

　　1918年由欧洲爆发的西班牙型流行性感冒是人类历史上最致命的一次传染病，造成了全世界约10亿人感染，2500万至1亿人的死亡，约为全球平均致死率的2.5%至5%。当时的世界总人口不过是17亿左右。接连不断的瘟疫对欧洲文明的的破坏是严重的。欧洲至今人口总数不多，这与瘟疫的不断发生，每次持续时间长，流行面积广，死亡人数多有极大关系。值得人民思考的是，欧洲不断的发生瘟疫，西方的民众及有识之士们理应从中总结出防控疫情的经验和教训，取得新的疫情爆发时防控的主动权。但出人意料的是，当2020初新冠肺炎在欧美西方世界爆发时，欧美等西方国家有这么多的政要、医疗专家以致民众对新冠肺炎的认识是如此的偏见和缺乏科学，在行动上又曾经如此无所作为，以致取得现在这种如此悲惨的效果。

　　中国历史上医药水平比西方要高，虽然疫情也曾频繁发生，但从未出现过欧洲黑死病，西班牙大流感那样一次瘟疫就造成数千万人死亡的悲剧。中国历史上疫情一般发生在持久的大规模战争之后，而且是发生在一些局部区域;疫情爆发的次数比西方要少得多，流传的范围要小得多，也很少出现同一传染病，在一个区域、在很短时期内重复出现的情况。而且一旦疫情爆发以后，当时的国家也比较重视，国人配合，防控措施也及时跟进，因而其危害的严重性比西方要轻得多。

　　史书记载，中国在先秦以前就发生过瘟疫，当时即用巫术配合中药治疗。秦汉时期已经出现了隔离集中治疗的办法。从南北朝起，政府就实行征集、实验与发放药方给百姓，并提供防疫汤药，从而大大减轻了疫情的危害程度。北宋时期，国家很重视防疫。朝廷委派官员专门收集各种防疫的中草药方，编辑成书。一旦某地(如临安)发生瘟疫，立即由皇帝下令和剂局，研制防疫汤药，免费发给百姓。而且皇宫的太医也会被派往灾区，带领并指导当地医生救治百姓。明朝年间，嘉靖20年京城爆发“疾疠”，皇帝明世宗懂中医，他研制了《济疫小饮子方》“颁下所司”，“遵用济民″。他还命令官员向民间印发药方。明《万历十五年》京城大疫，明世宗将太医院医生全部调出在北京城内及周边免费医治患者。当时抗疫采取的手段就是用中医和将患者隔离。清朝满洲人入主中原以后，畏惧天花如畏魔鬼。当时对患者的隔离措施极其严格，顺治、康熙皇帝都下过死命令，凡民间出痘者，移之三四十里外，“防传染也”。清朝末期的1910年10月至1911年4月，中国东北地区爆发了被称作20世纪世界上最严重的流行性大鼠疫。当时的晚清政府已百孔千疮，鼠疫爆发以后，清政府丝毫没有怠慢立即下令各处严防。并指派北洋陆军医学院副监督伍连德为全权总医官，赴哈尔滨开始大规模的鼠疫防控工作。随后清政府又抽调所能调动的陆军军医学堂，北洋医学堂和协和医学院的医护人员及直隶，山东等地的一些医生前往东北抗疫。在伍连德的提议下，晚清政府指令各地方当局组建了防御组织，颁布防疫法规，采取隔断交通，对病人及疑似病人实施隔离，焚化尸体，对疫区严格消毒等具体防御措施。终于用五个多月的时间，把整个东北疫区死亡人数控制在6万人这一较低限度之内并斩断了鼠疫的蔓延。

　　中国传承数千年的中医药对瘟疫发生的防控及治发挥了很大的非常明显的作用。2003年非典在全球32个国家和地区爆发，发现病例达8400多例，病死率为11%。中国境内的疫情最重，病人最多，但死亡率是最低的。据统计，中国境内有5327例被确诊，死亡349例，病死率为7%。其中广东只有3.8%，广州市3.6%。而当时单纯采用西医治疗的香港患者死亡率为17%，台湾为27%，新加坡为14%。以广州中医药大学教授邓铁涛为首的中医人向政府申请主动请缨参与当地防治非典工作，创造了“零转院、零死亡、零感染、零后遗症的奇迹。(引自2月11日19时上医仁家商网文《中国历史上都是如何抗击瘟疫的?》)在今年抗击新冠肺炎期间，中国的中药又发挥了巨大作用。据国家抗疫专家组专家，天津中医药大学校长张伯礼院士接受新华网采访直提供的消息，中医又在新型冠状病毒的治疗中已经显示出明确疗效，广东，北京，天津、武汉等地定点医院采用中西医结合的方法使不少患者得以治愈。张伯礼院士认为，中药对轻中型患者个体化治疗更有针对性，对于重症患者采取中西医结合方法救治有更明显疗效。从总体来看，中医药治疗新冠肺炎在改善退热、呕吐、便秘症状，控制病情进展以及保护心肺肾功能等方面具有积极作用。中国的中医药在古代就很发达，传承至今有了1000多年的历史。中国古代在防控疫情上能取得较好的成就与当时发挥中医药的作用显然是分不开的。西方世界对中医药一直不认可，而他们自身又没有多少治疗传染病的方法措施。这是西方世界历史上瘟疫不断大规模流行其危害程度比对中国要严重得多的重要原因。2020年初爆发的全球抗疫又再一次暴露出西方世界应对流行性病毒的难以为继。当凶神恶煞的新冠肺炎在中国首先被发现时，中国政府以非同一般的铁腕手段迅速控制了这场疫情对国人的大面积危害。西方特别是美国等一些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在新冠病毒疯狂流行面前却手足无措难以应对。致使西方的广大民众特别是社会最低层民众被新冠病毒夺去了生命。中国与西方在抗击新冠疫情成效上的巨大差别，可从如下这串串血泪斑斑的疫情死亡人数及其比例对比中得到充分说明。首先是武汉市新冠肺炎患者总体治愈率达94%。截至5月20日，中国新冠肺炎累计确诊84505人，死亡4645人;美国累计确诊1570583例，死亡93533例。尽管中国的人口总数是美国的4.24倍，而美国新冠肺炎累计确疹病例却是中国的18.6倍，死亡人数是中国的20倍，这是一个多么惨痛的数字对比。

　　对比中国与西方自史至今几千年面对疫情的态度与作为，不难看出中国在每次抗疫行动中比西方从政府到民众更具主动性，组织性和科学性。故中国对疫情的防控比西方世界效果要好得多。传染病疫情对人类生命和健康的重大破坏力决定了它无疑是人类文明的天敌。而西方在几千年历史上面对疫情几乎只能任其肆虐横行，自生自灭，致使每一次疫情爆发对人类文明的破坏是如此巨大。尤其是在今年新冠病毒的防控上，尽管人类已经进入了现代文明社会，尽管中国通过艰苦努力作出巨大牺牲防控疫情传播为世界各国赢得了两个多月时间，尽管中国已摸索出了有效且可为世界借鉴的抗击新冠病毒的经验，西方世界对疫情仍表现得如此迟缓，认识如此偏执、疫情初期甚至有的国家釆取“群体免疫”这种近乎重犯西方历史上每次疫情任其泛滥成灾自生自灭的无作为态度，这次防疫行为措施也显得那么迟钝乏力。西方自古至今几千年防控重大疫情的缺失充分暴露出在文化价值观念及社会组织上有巨大缺陷。

　　(未完待续)

　　彭崇谷，著名的文化学者，诗人、赋作家、书法家、画家。中华诗词学会副会长、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中国楹联学会顾问、湖南省诗词协会会长、湖南省诗书画艺术院院长、中国作家协会湖南分会会员、中南大学、湖南大学、湖南师范大学客座教授、湖南教育科学研究院博士后导师。其创作的文学作品《三江源赋》被编入《大学语文》教材，《湘江赋》编入中学《中华文化基础教材》。曾任湖南省衡阳市市长、湖南省省委组织部副部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厅长、省编办党组书记。

中国访谈网编辑 长江 华光   值班总编辑 蒋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