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成全了他们，也戏弄了他们

  党项族最早居住在今天的西藏、青海、四川等地，属于西羌族的一支，在隋末唐初的时候逐渐兴盛起来。他们过着原始的游牧的生活，以姓氏为部落名称，在这些部落之中，拓拔氏最为强大（另一说拓跋氏是鲜卑族的后裔，西夏国主李元昊自称是北魏拓跋氏之后）。

  唐太宗时(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党项族酋长拓拔赤辞率所部归唐，此后，其他各部酋长也相继率所部归唐，唐将其分为三十二州，并授拓拔赤辞为都督，同时赐唐朝皇姓“李”姓。到了唐广明元年(公元880年)，黄巢起义爆发。“冲天香阵透长安，满城尽带黄金甲”，起义军攻入长安，焚烧庙堂，诛杀官吏，建立了国号“大齐”的农民政权。唐僖宗慌忙逃往了四川，党项族首领拓拔思恭集合数万军兵，参加了镇压黄巢农民起义的战争。后唐僖宗以拓拔思恭镇压起义有功，于公元883年将其晋爵为夏国公，再次赐皇姓“李”。

唐僖宗

  “这一群草原上的雄鹰，随着大唐的长明灯即将熄灭时，展开了搏击天空的翅膀。千百年来，马背上的民族生生灭灭，从一种形式转化成另一种形式，从一种旗帜变成另一种旗帜。”从此以后，拓拔思恭（李思恭）逐渐形成一支强大的地方割据势力，五代十国时期，他们乘乱扩张，不断地壮大自己的力量，成为西夏最早的前身。由于受汉族封建政治、文化的影响，经过李继迁及其子李德明父子两代的经营发展，到李德明之子李元昊时，党项族已经基本完成了由氏族氏族联盟向封建国家的转变的条件。

  “小不忍，则乱大谋”，西北草原上的李继迁、李明德父子深谙此道。李元昊的祖父与父亲，都无愧是草原上的英雄人杰，他们审时度势，与各大势力息烽火，罢兵戎，通互市。如此一来，党项族不仅为自身的存在与壮大，赢得了更加广阔的回旋空间，更为日后脱离羇绊提供了先决条件。这种知退进、识守攻、坐待时机的深远谋略，不能不让人侧目。从此以后，鹰一般地崛起于大漠草原的党项民族，成为了继契丹人建立的辽国之后，又一个直接威胁宋王朝的强劲对手。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宋、辽、西夏以及后来的金始终都处在一个微妙的“大三角”之内，既离不开，也摆不脱。历史既成全了他们，也戏弄了他们。

西夏开国皇帝李元昊塑像

  宋朝初年，党项族首领李继迁附辽抗宋，辽封其为西平王。李元昊称帝伊始，一改父、祖“重文轻武”的对外策略，征服了同处于草原大漠的其他游牧部落，安定了自己的大后方，继父亲李德明征讨河西走廊后又开始向南开疆拓土，自然也就成了李元昊施展英雄才华，实现宏图抱负的必然之举。

  公元1038年(夏大庆2年10月11日)，李元昊在兴庆府（今天宁夏银川）筑台受册，自任皇帝，国号大夏。李元昊其雄心勃勃，为了强化统治，与中原王朝分庭抗礼，极力避开与他国的雷同，大力彰显党项族的特色以及西夏政权的独特性。首先扔掉了李唐王朝赐给他们家的李姓，赵宋王朝赐给他们的赵姓。改为带有蕃族特色的“嵬名氏”。这还不算，他又下了秃发令，穿耳戴环，奇装异服，强化民族意识，并根据汉字创立了西夏文字，这一切为的是显示新王朝的国家地位和民族特色。

西夏文字

  此时，他终于有资格向中原赵宋王朝叫板了。公元1040年，车辚辚，马啸啸，西夏与北宋的战争全面爆发。从1040年到1042年，经过延州、好水川、定川寨三次大战，勇猛的西夏军队三战三捷，虽然也打得筋疲力尽，但孱弱的宋王朝更加恐慌，早已无心恋战，决定罢兵和谈。三次大战过后，西夏几乎控制了整个河套地区。疆域拓宽了，势力增强了，社会经济结构也由单一的放牧牛羊，转变为与农耕种植相结合的农牧经济形态，为后来党项文化与中原文化的迅速同化，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更为后世子孙的继往开来，奠定了更加雄厚的政治、经济、军事以及社会基础。

北宋、辽、西夏并立示意图

  原本偏安于青藏高原的党项族，至此已经建立了“东尽黄河，西界玉门，南接萧关，北控大漠，地方万余里，依贺兰山为固”的强大帝国，拥有了今天的宁夏与甘肃大部、内蒙古西部、陕西北部、青海东部、新疆东部的广大地区，国土面积达到八十多万平方公里。前期它与北宋、大辽争雄角逐，中后期则与南宋、金三足鼎立。“三分天下居其一，雄踞西北两百年”，这既是后人对它的赞誉，也是当时真实的历史事实。

西夏壁画人物

  正是凭借贺兰山这道天然屏障，宁夏平原这块水草丰美的地方，西夏王朝才逐渐强盛起来。“天下黄河富宁夏”，伟大的黄河母亲用甘甜的乳汁哺育了这片土地，喂养了党项民族。但盛极必衰，西夏后期政治昏庸，吏治腐败、经济萧条，军备废弛，战事频繁，外交失利，还有那争风吃醋，杀儿弑母，欺兄霸嫂，父占儿媳的宫闱之乱，这是西夏的悲哀，也是党项族的悲哀。

南宋、金、西夏并立示意图

  公元1227年，西夏王朝终于走到了历史的尽头，同样崛起于草原上的蒙古英雄铁木真越过贺兰山麓，鞭指河套平原，饮马黄河边上。同属草原民族的党项族建立的西夏，让所向披靡的蒙古大军付出了极为惨重的代价，蒙古曾先后六次兴兵讨伐西夏，成吉思汗本人四次御驾亲征。在最后一次大战中，成吉思汗下足了赌注，指挥大军把西夏国都中兴府围得密不透风，但由于西夏军民的顽强抵抗，仍然让这场攻守之战僵持了半年之久，这场围困战不仅使蒙古大军损兵折将，而且还让连年征战的成吉思汗积劳成疾，在这次御驾亲征中病逝于宁夏六盘山的行宫。

  关于一代天骄的死因，民间有多种说法，但无论是那一种说法，都离不开西夏，有人说他是被西夏军队的强驽射中膝盖骨养伤于行宫，但终因中毒过深，回天无术，命归黄泉。也有人说他是在一次打猎中坠马而死。比较中肯的说法是《元史》中的“坠马死”。无论成吉思汗是死于病痛或死于受伤，都是因为征讨西夏而撒手归天的。成吉思汗临终前降旨，命部属秘不发丧，待攻下中兴府之后对西夏“以灭之”。当成吉思汗率领大军包围夏都中兴府长达半年后，西夏末代君主李睍眼见无力回天，为了保全城中居民不受屠戮，打开城门，率众投降，这标志着西夏的那些固若金汤的城池河山，随着那方大印的移主，已经成为别人的风景。

成吉思汗像

  西夏国主的投降未能保全中兴府的百姓，所有的人都面临着灭顶之灾。因为恰好在西夏国主献城投降的前一天，成吉思汗崩殂，蒙古人于是发了疯似的倾泻着为大汗复仇的决心，他们对夏都进行了屠城、甚至掘墓焚书。史书记载：“西夏大地白骨蔽野，数千里几成赤地”。城中居民被悉数杀尽，甚至连祖宗陵寝也不放过，曾经红墙绿瓦、角楼飞檐、阙台高耸、碑亭肃穆，更有那瑰丽的陵台，所有华丽堂皇都随着入侵者燃起的大火化为乌有。一通打砸抢杀烧过后，西夏就此从地球上消失。元朝作为宋、辽、夏、金的后朝，仅修了《宋史》《辽史》《金史》，却不给西夏修史，足可见其仇恨之深。蒙古大军这次野蛮的行动，不仅消亡了一个王朝，也葬送了一个民族，一个王朝灿烂辉煌的文化。

  党项人最初只是一个平凡的游牧民族，在隋唐时代与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融合，宜牧则牧，宜农则农，半牧半农，他们学习汉族的农业种植技术，开凿水渠，种植水稻、小麦、谷子、黄豆等农作物，经济日趋发达，军事日渐强大，羽翼丰满，只待翱翔云天。西夏国铸剑水平十分高超，夏剑被誉为“下第一剑”，在兵器中举世无双，连宋朝的皇帝都以佩戴夏剑为荣；西夏还出产良弓强驽，其强驽可将宋军的盔甲射穿；西夏还盛产青盐。青盐以稍带青绿色而得名，品质纯净，比内地白盐更好。

西夏军事将领服饰

  中国造纸术早在汉代就已经发明，但西夏的造纸术却并非师从中原，而是来自自己独特的创造和吸收河西走廊西段敦煌汉民族的精髓而成。聪明的西夏人不但学以致用，而且结合本民族特色，在造纸过程中使用多种添加剂，达到节约材料，增强纸张质量的效果，纸纤维中配以剧毒植物“狼毒”根茎。至今，藏区印刷佛经的纸张还在采用此法，可以有效防止虫蛀，且遇湿不腐，干燥不裂，历经千年字迹清晰，西夏造纸术已经达到了很高的水平。

  在西夏王陵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大量的武士柱础、各种兽面、花卉纹瓦当，绿琉璃瓦，八瓣莲花砖等，以及精工制作的石雕栏柱和男女像力士石座等大型建筑物，这些传统的宫殿建筑，其规模宏伟，庄严肃穆不可小觑。在甘肃武威、在居庸关，在河南濮阳，特别是在敦煌莫高窟中有不少西夏时期精美的地砖，塑像，以及反映西夏历史、民俗、生活的壁画，他们色彩明丽、线条稳健，不失为珍贵文物。

大石马——西夏陵区出土

  所有的一切，一切的所有，都在蒙古大军的铁蹄下消失了，如同被一阵狂风瞬间吹得不知去向。西夏覆灭了，末代君主李睍被蒙古军队生俘活捉，然后带至成吉思汗的出生之地，斩首以祭奠成吉思汗的亡灵。“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的不是大宋王朝，在最后的较量中，宋、金、西夏都不是胜利者，他们只留下“凄凄惨惨戚戚”的“空悲切！”在成吉思汗的铁骑弯刀之下，西夏文明被无情地摧残了。崖山之战过后，南宋灭亡。蒙古军队用铁骑弯刀统一中国，而后横扫欧亚，建立了疆域空前辽阔的蒙古帝国。

  人们对蒙古如此仇恨西夏不得其解，史学家给出的答案是这样的：一是因为蒙古军队在征讨西夏的前五次战斗中受到了西夏军民的顽强抵抗，伤亡掺重。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双方同为草原血性民族，蒙古人觉得只有征服了同样强悍的党项族才能彰显出自己的武力。蒙古人在最后一次对西夏人的战争中既抱着复仇的心理，也抱着斩草除根的想法，他们来势凶猛，志在必得，犹如肆虐的野火所向披靡，犹如汹涌的波涛排山倒海。

蒙古军队进攻西夏示意图

  时至今日，每每想起这场惊心动魄的战争，我的眼前就会浮现出刀光剑影，血流成河、啼哭哀嚎，死尸遍野的凄惨景象。伤者的脸上表现出悲痛，死者的脸上凝固着愤恨。然而，在残酷的战争中，更值得怜悯的是那些妇女儿童、老弱病残。在这场残酷的战争中，党项族青壮年几乎全部战死，年青女子被蒙古人强行掠为妻妾，儿童被纳为家奴，一个强悍的民族落到如此悲惨的地境，人类历史上如同党项人有类似命运的不少，远的有印第安人、近的有犹太人等，他们的遭遇与西夏的党项族人相同，原因也是遭受到外族入侵，但他们的消亡并不像党项族一样消逝的了无踪影，消逝的无声无息、彻彻底底、干干净净。

  战争之后的西夏王朝国土荒废萧条，人口锐减。幸存的党项人隐姓埋名、改名换姓，他们改变了党项人原有的衣着、发饰、语言，一声不响地默默生存。元代党项人作为色目人，被分迁各地，分而化之，这说明说明蒙古人一直都在提防党项人，依然对其存有戒心，畏惧三分。明、清两代，党项人已经完全融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之中。

  《王朝湮灭？为西夏帝国叫魂》一书的作者唐荣尧是一位执着的西夏研究者，他一边思考历史上西夏民族政权的兴衰演变，一边跟着党项族的迁徙流亡路线艰难前行，从宁夏到青海、再到甘肃、四川、新疆、云南，甚至西藏的喜马拉雅山腹地，终于找到了党项族的遗民。及至今日，在四川境内的贡嘎山脚下还生存着少量的木雅人，据说他们是西夏灭亡时向西南迁徙的党项人和当地土著党项人会合的一支。可这部分党项人已被当地的藏族人所同化，不过他们生活中仍然保留着当年西夏的一些习俗。

  在河北保定、河南濮阳，安徽合肥，甘肃肃州、凉州等地也有一部分西夏移民。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各民族历经生活的交融，战争的碰撞，贸易的互通，男女的联姻，从而形成了伟大的中华民族。那个看起来已经消逝了的党项民族已经融入了其他民族，西夏党项族虽然不是五十六个民族中的一员，但他们的血液已经融入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各个民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血脉相连，生生不息。

西夏王陵

  在贺兰山东麓方圆53平方公里的陵区内，分布着不同时期，大小不一的9座西夏帝陵，253座陪葬墓星罗棋布，这是中国现存规模最大、地面遗址最完整的帝王陵园之一，被世人誉为“神秘的奇迹”、“东方金字塔”。走进那一个个宏大的皇家陵墓建筑群，你将穿越时空，彷佛回到八百多年前。遥想当年，整个王陵建筑群气势雄浑、高台楼阁、青砖绿瓦。那高大的阙台、华丽的碑亭、凌空的角楼、凸出的飞檐、富丽的献殿、幽幽的神道，神秘的陵台。碑刻、砖雕、石像生点缀其中，巨大的圆锥形陵墓立于荒野之上，远处的贺兰山雄壮威武，青蓝如黛；近处沟壑纵横，四野苍茫。沐浴在旭日东升或夕阳西下之中，肃穆的旷野衬托着金碧辉煌的建筑，那是党项人不屈的精神和聪明才智的进一步展现。

  1907年，俄国地理学家，同时也是海军中校的科兹洛夫组织了一次探险之旅，他们在西夏当年的黑水城挖走了抄本书籍2000多种，还盗走了近300张精美佛画和大量木制的、青铜镀金的佛像。科兹洛夫在圣彼得堡展出了他从中国黑水城盗回来的战利品，曾经轰动一时，蜚声世界。俄国著名汉学家伊凤阁在成堆的文献中发现了一册《番汉合时掌中珠》，这是西夏文、汉文的双语解析词典。科兹洛夫偷运到俄国的，竟是中国西夏王朝190年的历史！

科兹洛夫探险队一行（右二为科兹洛夫）

  失色的黑水城，使西夏王朝重新走入人们的视野，成了今天那些仍然在关注西夏文化的人们心灵深处永远的伤痛。 “一个民族的誓言，是一个民族用精神构筑的神圣的不可逾越的园圃，在这个园圃中，包含着生命，包含着民族精神，就如把誓言包含进法律的日耳曼人一样。”

  西夏远没有汉唐离我们遥远，最多才一千年，但它却却变得比汉唐，甚至商周更加遥远，遥远得令人难以想象，遥远的令人感到陌生，遥远的让人心生疑惑，遥远的让人悲从心起。由于没有任何一部正史记载，加之西夏文字生僻、残缺，所以无人知晓。在大多人的心目中，西夏就是被沙漠吞噬的黑水城，西夏就是贺兰山脚下的西夏王陵，西夏就是出土的鎏金铜牛，西夏就是红柳和胡杨。其实，西夏远不止这些，站在西夏王陵，徜徉在黑水古城，你感受到阴森森的气息，顿生一种凄凉之感。聆听大地的脉搏，倾听狂风的呼喊，仿佛回荡着党项人不甘的情愫，愤怒的呼喊。雁鸣云天，鹰击长空，高原花开花落；风沙呼啸，草荣草枯，惯看春夏秋冬。

俄罗斯埃尔米塔什博物馆藏“药师佛唐卡”（西夏黑水城中挖掘）

  历史残酷得几乎不近人情，冷漠地从它身边大步流星走了过去，没有驻足，更没有观望，在《二十四史》里，中国上下五千年都占有一席之地，唯独西夏没有一部正史，曾经气壮高原、风起云涌的189年，曾经称霸西北、雄踞一方的强大王朝乘风而去，只留下贺兰山脚下那一座座黄土堆和残垣断壁诉说着历史的沧桑。往事越千年，都付笑谈中，西夏王朝在中国历史中恰似一颗耀眼的流星，自从它划破天际的那一刻，就消逝的无影无踪，只留下一声沉重的叹息，留下了许多未解之谜有待后人解答。

  万里江山，何人舞剑指苍天！英雄辈出，各领风骚数百年！我随手拾起一块瓦当碎片，一种沉甸甸的感觉涌上心头，拭去上面的黄土，那一抹绿釉依然光彩夺目。它也许渗透着西夏人的汗水，潜藏着西夏人的鲜血，虽然这个民族已经消失在远去的岁月中，但它已经深深地印在我的脑海里，留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在浩荡的中华民族血脉中绵延不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