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歌案丨被围观的刘鑫，被遗忘的陈世峰

  至于刘鑫父母和刘鑫那些不通人情甚至野蛮无礼的做法，是要被批评的，但是不是要以这种公开的、大规模的羞辱来实施这种评判？这是值得慎思的。

  江歌事件发酵至今，声音繁杂、观点打架，但有个不得不警惕的现象：舆论不谈陈世峰如何一步步成为行凶的暴力犯罪嫌疑人，而是指责刘鑫这个女孩如何忘恩负义、惊慌怯懦；舆论不谈我们该如何举社会之力防范有暴力倾向的人成为杀人犯，而是跟着一位缺乏创伤治疗、在仇恨里完全不能自拔的母亲的情绪，滑向了对“不勇敢”的道德谴责。

  凡此种种“跑偏”，客观上也会造成社会对暴力犯罪的纵容——尽管这并非我们所愿。

  陈世峰是个什么样的人？如果网上披露出来的信息是真实的，那么，杀人嫌犯陈世峰早已有“分手暴力”的前科。按目前已披露的信息，陈当时的暴力行为，被其所在的大学包庇下来了，没有得到严厉的处分，更别提诉诸法律。记者们没有去追索这条信息是否属实，去探索如何把暴力的罪恶遏制在最小苗头，而是竭力“撮合”江母和刘鑫见面、对质，以此获得戏剧性的画面。

  在极度悲伤情绪中，人可能陷入自责，产生诸如“我怎么没有多打一个电话，阻止她去见面”的假想，也可能陷入无穷无尽的迁怒仇怨当中，诸如“谁谁怎么没有开门，把她单独留给了死亡……”他们会在每一个细节上寻找生的机会，不放过任何一丝生的可能，谁让这个可能性幻灭，他们就仇恨谁，这种仇恨的迁移，会让丧亲创伤中的母亲体验到拯救的力量。在缺乏规范创伤治疗的受害者家属那里，这是他们创伤后应激反应的重要一环，自救本能，召唤他们抓住任何一个救命稻草。

  江歌母亲的讲述是非常有力量的，她强烈的母爱极具感染力，每一个局外人都能不费劲地进入那样一种情感体验：妈妈好痛！扎心的痛，十几刀啊，刀刀致命！在朴素的善良和对于弱者的同情这一人类本性的作用下，受众很容易卷入这种迁怒仇怨的激烈情绪和义愤填膺的道德审判中。

  但这十刀，毕竟不是刘鑫扎的，为何江歌母亲对刘鑫的怒火烧得更厉害，这就在于仇恨的就近原则：怨恨一个遥远的不相干的人，比怨恨一个关系密切的人，要无力无助无能得多。此外，江歌母亲还有一个难以抹去的执念：江歌是替刘鑫送命的。

  江歌母亲强调，江歌没有那么高尚那么伟大，她不是舍身救人，而是被那扇自私的门挡在了生的希望之外，但凡能逃命，她一定会逃的。这是江歌妈妈的确信。如此确信，让她更加仇恨刘鑫，江歌都替你去死了，你竟然一声不吭，对死者的母亲没有一丝宽慰。

  这是情感性的期待。但从事实逻辑来说，暴徒是谁的男朋友，是谁“招惹”来的，并不改变特定情形下女性与男性搏斗的力量对比。面对记者“如果开门两个都死了”的设问，江歌妈妈并没有正面回应，而是说，如果两个都不死呢？

  的确，两个姑娘以二敌一，比一个姑娘独自与暴徒殊死搏斗，胜算要大一点，江歌妈妈的这个期待可以说合情合理。但在刘鑫这里，当一个人的天平倾向于恐惧和怯懦，她担心的是另一种可能，即出去面对穷凶极恶的暴徒无异于送死。对于杀红了眼，丧失理性的凶徒，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

  因此，可以这样说，要刘鑫开门与凶徒对峙，并不是一个低阶版本的道德要求，而是关乎“勇敢”这一古希腊四大美德之一的高贵德性的要求。既然是高阶要求，是属于“做到了要赞美，做不到不苛求”的范畴。

  至于刘鑫父母和刘鑫那些不通人情甚至野蛮无礼的做法，是要被批评的，但是不是要以这种公开的、大规模的羞辱来实施这种评判？这是值得慎思的。

  纽约大学精神病学家詹姆斯？吉里根在《暴力：反思最致命的流行病》里有过这样的论述：“羞辱最初会带来痛苦，但持续不断的羞辱会让人越来越不敏感。羞耻和寒冷一样，本质上都是缺乏温暖。当程度超过某个界限，羞耻就会像寒冷一样，让人感到麻木，心如死灰。（在但丁的《神曲？地狱篇》里）地狱的最底层不是火焰，而是寒冰，是极度的严寒。”

  持续不断的、不节制的羞辱，并不会使得这个世界拥有抵御暴力的更强大更温暖的力量。当愤怒燃烧了江歌妈妈的心，当她把刘鑫一家的信息公之于众时，反而是消解了刘鑫本应有的负疚，反而让她持有了对抗负疚的资本——“我是错了，但是你也错”，这是人在开脱自身责任时常有的防御心理。

  如果说江歌妈妈最该恨刘鑫什么？恐怕不是她的不勇敢，而是她没能更早识别陈世峰的暴力倾向，她严重低估了陈世峰的暴力危险系数。那么，刘鑫能恨什么？刘鑫该追问一下，陈世峰是否有暴力前科未曾被及时制裁，被我们的社会环境不以为然地纵容过去了，导致他根本不把这种暴力行为当一回事，最终，从暴力倾向走向了杀戮。

  这是很多人爱情观里吊诡的地方。长期以来，人们对分手暴力以及熟人之间的肢体冲突不以为然，觉得那是“纠纷”，而不是犯罪。这种大包容，再对比舆论对“不勇敢”的大羞辱，背后隐藏着长久以来制约我们生成现代文明的观念误区。最终的局面就是，这一文化沉淀下滋生暴力的土壤，同时对应着高蹈的道德义愤和舆论暴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