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一次网络道德军的大团结，都是前现代社会的还魂重现

  导语：2017年11月15日是法国著名学者埃米尔·涂尔干逝世100周年的日子。这位社会学的奠基人最大贡献，莫过于为今世留下了一种观察社会的方法和能力，让我们得以透过应接不暇的诸多热点事件窥探到时代最深处的秘密。

  当近日又一次网络道德大军的集体围攻浪潮涌起之时，我们仍然可以从涂尔干的源头处找到某些深邃的洞见。在他看来，一切社会团结，无论其对错，都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不依赖于任何个人而独立存在，并从外部给予个人以行为约束。一个社会越是接近前现代状态，它的社会团结程度就越高，而且更倾向于依靠社区、甚至依靠自力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而不是依靠特定的组织来为替自己解决难题。这种团结，当然能给人带来一些慰藉，但同时也对个体独立性构成极大的挑战。而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复杂结果之一。

  从这个角度来看，或许很多事情我们不必急于责问个体，更要从社会整体的层面进行思索。

  这些天来，先后出现的携程亲子园事件和江歌事件及其余续，总算是让人亲眼见识了这个年代的底线之低已经到了何种程度。当然，在事件另一端站着的观众和评论者也未见得有多么经得起推敲的道德观念。唯一可以确信的是确，如今每一次引起巨大关注的“私人事件背后”，都隐藏着或许可称为这个时代最深的秘密。你可以把它命名为“人性”，或者说是“道德”、伦理底线。不过无论怎样，你得承认，在你眼前呈现的并不仅仅是某一独立个体的生存状态，否则，这类事件何以总能戳中人们的“痛点”，引爆那么多人的情绪呢？

  但你或许不知道，这样一种观察社会的方法和能力，尽管在今天已是受过教育的人或多或少都拥有的“标配”，甚至仿佛到了只要不能分析得头头是道便不配做人的地步，但这些方法和视角被人类掌握，其实也不过就是一百多年的时间。这门学科，就叫社会学，它的创始人，正是法国学者爱弥尔·涂尔干。2017年11月15日是他离开这个世界整整一百年的日子。

  动荡年代的“学术男神”

  很多时候，在我们这些出生成长于承平时代的人看来，那些生活在最为动荡的年代里，于应付日常生活的同时，还能创造出各种层出不穷的新思想、新潮流，以生活和思想完美回应了跌宕起伏的时代的人，简直就是一种神话般的存在。而爱弥尔·涂尔干，这位成长于19世纪中叶、成熟在20世纪初、病逝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社会学奠基人，即是这类今人难以企及的学术巨擎中的一位。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这位法国犹太人的学术眼光和魄力，世界上才诞生了“社会学”这一学术分支，因为正是他为社会学确立了有别于哲学、生理学、心理学的独立研究对象和方法。而迄今为止获得公认的社会学学派，则除了涂尔干亲手创立的法国社会学年鉴学派——即社会学学者常提到的“涂尔干学派”，就只剩“芝加哥学派”一支够登堂入室、并驾齐驱了，足可见涂尔干在社会学的学术殿堂里有着怎样崇高的地位。

  当代英国社会学家、“第三条道路”理论的始作俑者安东尼·吉登斯在描绘他的这位前辈时，首先想到的却是，这位社会学的男神，终其一生，都是在“法国和欧洲的危险阶段度过的”。而具有犹太血统这一点，则无疑加剧了涂尔干生活的动荡程度。

  爱弥尔·涂尔干，1858年4月15日出生于法国北部孚日省埃皮纳尔一个小城镇的犹太教教士家庭。因为父亲有过让他子承父业的设想，涂尔干曾在一所犹太法学校学习过希伯莱文、旧约和犹太教法典。早在少年时代，他就被迫经历了普法战争失败后的法国社会的衰败，以及接踵而来的对巴黎公社的血腥镇压。虽然他在开始探索学术之路之后，就不再信仰传统的宗教，而是成为实证主义者，并以此作为终身志业，但他所接受的早期教育以及传统犹太家庭里崇尚节俭自律的氛围，却成为了他根深蒂固的性格底色，对他人格的养成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正如一位朋友在多年后描述的那样：“在与其说是富有，倒不如说是简朴的家里，长辈们的口头训诫和教诲，教育了他要遵守法律，培养了这个洛林人一些根深蒂固的品格：轻视懒惰，蔑视不劳而获，厌恶没有真凭实据的任何事。”所以，年轻的涂尔干后来先是成为了不可知论者，接着又信奉了实证主义的哲学理念和方法，也就再顺理成章不过了。

  个人主义与社会团结

巴黎高师

  18岁时，涂尔干投考巴黎高等师范学院，却两次落榜，直到第三年才考取，从此加入了精英的圈子。那时的巴黎高师高手云集，仅仅在高他一级的学长中就有好几位顶尖人物，如后来成为哲学家的伯格森以及未来著名的社会党领袖饶勒斯。涂尔干与他们相比毫不逊色，此后学术道路一直如鱼得水：大学毕业后，先是在中学任教；而后进入波尔多大学授课，在那里他创立了法国的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几年后又被任命为法国第一位社会学教授；1898年，涂尔干创建了法国《社会学年鉴》，围绕这一刊物形成了一批年轻社会学家的团体──法国社会学年鉴派。但事业上的不断成功，并没有帮助涂尔干抵御住命运的折磨。他的儿子安杰尔，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已在学术上展露头角，却不幸阵亡前线。他的多位学生也死于那场战争。涂尔干原本就有些虚弱的身体，因为不断发生的时代悲剧而每况愈下，1917年11月15日，在长期承受了儿子阵亡的痛苦打击之后，他以年仅59岁的体弱之躯，病逝于巴黎。

  进入高师不久，涂尔干就锁定了自己感兴趣的领域：社会和政治领域。尽管后来他也曾抱怨过巴黎高师只重视古典的教学体系，让学生忽略了对心理学和其它人文学科的新成就的关注，但高师期间认真研读的孔德、新康德学派以及康德本人的思想，却深深影响了他的研究旨趣。

《社会分工论》，[法]埃米尔·涂尔干 著，渠东 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4

  1893年，35岁的涂尔干拿到了博士学位，而他的博士论文就是让他刚出道就名留青史的《社会分工论》。在这部书中，涂尔干强调，社会是多元的，它独立于社会上的每一个个体而存在，本身具有独特性，而这种独特性，是任何一个身处于社会中的单独个体所不具备的。 尽管重视“社会”自身的独立性，不过涂尔干和马克思一样，也强调社会与人之间的紧密联系，而且在他看来，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是以社会生活条件为基础的，所以适合一个社会的道德准则，完全有可能被同一时期的另一个社会认为是匪夷所思。 就像在江歌案中，哪怕是长期生活在日本的中国学生，也都认为应当对杀人者执行死刑，而那些接到请愿书被要求签名的日本人，大多认为适用死刑不仅不符合日本司法实践中的惯例——惯例是必须杀三人以上方有可能执行死刑。

  两国普通人之间之所以会出现如此差异，在涂尔干看来，和一个社会的劳动分工导致的个人主义的发展水平有着很大的关系。个人主义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社会分工导致的复杂结果之一 。在这里，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刘鑫当时处在一个封闭的小山村，还必须在那里生儿育女、终老一生，那就很难想象她会做出那一连串让人跌破眼镜还嫌远远不够的行为。而在现代社会，即使联络方式再发达，一个人总能随随便便实现“万人入海一身藏”的梦想。

  也正是在这本书里，涂尔干提出了著名的“社会事实”的概念，这一概念无疑是社会学发展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所谓“社会事实”，指的是所有能从外部给个人以约束的行为方式，它们不依赖于个人而独立存在，无论这类事实固定与否，都将给人带来影响。

  还是用江歌案举个例子。这起事件发生一年后，由于媒体的介入，公众开始关注发生此案相关人员身上的点点滴滴，他们这样做，显然是有感于媒体披露的刘鑫的“无耻行为”。而在这一事件中，媒体带领下的公众，似乎又一次体现出了空前的团结，就如同之前罗尔的募捐和幼儿园虐童事件一样。在涂尔干看来，这种社会团结本身——先不论其对错——正是一种最基本的“社会事实”。而“社会事实”，在涂尔干那里，其涵义与“社会内聚力”、“社会整合”可视作同义词。并且，一个社会越是接近前现代状态，它的社会团结程度就越高，而且更倾向于依靠社区、甚至依靠自力来解决生活中的所有问题，而不是依靠特定的组织来为替自己解决难题。 可以想见的是，这样的团结，能给人的心灵时不时带去一些慰藉，不过在另一方面，它对成员个人的独立性也必然构成挑战。 如果回到“江歌事件”中，如今事实似乎出现了一点反转，刘鑫开始在自己的微博上讲述事情的来龙去脉和各种枝节，但在事情出现彻底的转机之前，身处传统社会中的刘鑫很可能要继续承受众人的责难。

安东尼·吉登斯

  在安东尼·吉登斯本人的现代性理论框架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分别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涂尔干的“工业主义”以及韦伯的“理性化”。而且吉登斯注意到了被他的三位前辈大师忽略的“军事力量”，这个对现当代世界史影响力最为深远的因素，它在塑造现代社会的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包括涂尔干在内的三位思想家，之所以都忽略了战争因素，很可能是因为在他们的有生之年，现代性尚处于扩张阶段，不少后来发展成为大毒瘤的问题也才刚刚露头。如今再回过头去阅读涂尔干，常常会忍不住既赞叹他的才华之高、视野之开阔，又不时感觉到历史的“狡黠”之处，纵然身为大师者也极难预料。

  马维，自由撰稿人，文化评论人

  版权声明：《洞见》系凤凰文化原创栏目，所有稿件均为独家授权，未经允许不得转载，版权所有，侵权必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