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学家的小故事，五岁孩子已具备法律意识

只有人们对法律有真诚的信仰，树立强烈的合法性意识，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正义。

  闲暇时翻看以往的博客，看到2007年11月中旬的一篇日志，写的是有关哈罗德·伯尔曼先生去世的消息，心中一动，感叹时间过得真快，不知不觉间，伯尔曼先生去世已经十年。让我心生触动的原因，不仅仅是因为读过他的多本书，他的书总是高频率地出现在我给学生推荐的参考书单中，更重要的是，他是我亲眼见过的最“大”的法学家。如今十年过去了，先生似乎还能为我们提供言说的话题。

  在伯尔曼先生著作中文本的“作者简介”中，对他的评价是这样的：“世界知名的比较法学家、国际法学家、法史学家、社会主义法专家，是法与宗教关系研究领域最著名也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的理论对中国当代法学界也产生过重大影响，是中国法学界比较熟悉的外国法学家。”这样的评价诚非虚词。记得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法学译著还凤毛麟角的时候，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宗教》就已拥有了一大批中国读者，他的那句名言“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也不胫而走；在九十年代由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出版的“外国法律文库”中，第一本即是伯尔曼先生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法律人的案头没这本书的恐怕不多。

  2006年，笔者的一位同事去亚特兰大埃莫里大学访学，在他的努力下，促成了伯尔曼先生的中国行，也使他的中国“粉丝”们得以亲耳聆听他对法治的诠释。伯尔曼先生曾在山大、浙大、复旦大学及北大做过好几场讲座，他用浅显易懂的譬喻，解释复杂的法律类型及法律的适用范围，深入浅出，妙趣横生。

  伯尔曼先生在不同的场合都讲过这个“故事”：即便是一个五岁的小孩，从来没有学过法律，他也会说：这个玩具是我的！别动它！这就说明他有财产法或物权的朦胧意识，因为法定的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如果他说：他打了我，所以我才打他的，他应该道歉和罚站。这就说明这个孩子已有侵权法甚至刑法的观念，因为伤害他人或侵犯他人合法权益，就应该受到惩罚；有时候他会说：你曾经答应过我的！不要反悔！这表明他已经有类似于合同法的意识，每个人都要对自己的承诺负责；当他说“爷爷奶奶给的零花钱我不能独吞，我必须给妈妈一些”时，这就有了税法的观念，任何人的收入须有一部分要上缴政府；有时候和小朋友闹了别扭，他会说“我要把你做的事告诉老师”，这就是诉讼法，私下解决不了的纠纷，就必须通过诉讼的途径；这个孩子如果说“这是爸爸允许做的”或“爸爸说不可以，我们还是不要去做吧”的时候，那就说明他已有宪法的观念了，因为前者的“允许做”是一种获得“授权”而取得正当性的观念，而后者的“爸爸说不可以就不能做”，则说明宪法是最具权威性的法律。

  听了伯尔曼这样的解释，相信即便是没有受过法学教育的人，也多少能对法律类型有了初步的了解。所谓“大”学者，正在于具有这种深入浅出、春风化雨的神功。

  伯尔曼先生的这种功夫，与他在法学领域里长期的“精耕细作”有关。我们从书评中得知，伯尔曼的《法律与革命》是多卷本，而《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即第一卷就是他集40年心血写成的一部力作，只有经过这样的“精雕细刻”，才有可能打造出传之后世影响深远的学术精品。记得2006年夏天伯尔曼先生来山大与法学院师生座谈时，因为他的《法律与革命》还没有完整的中文译本，笔者遂问及他第二卷和第三卷的内容。他介绍说，第一卷写的是法律与宗教革命的关系（就是前述国内引用率非常高的《法律与革命——西方法律传统的形成》一书），花了40年的时间；第二卷写的是法律与新教革命之间的关系（该书在2008年也已出了中译本，即《法律与革命——新教改革对西方法律传统的影响》），他花了20年的时间；现在（即2006年）正在写第三卷，是有关英国光荣革命、美国独立战争、法国大革命与法律之间的关系，他打算用5年的时间完成。如果上帝不召唤他的话，他还打算写下去。就在伯尔曼先生访华后的第二年，即2007年的11月13日，他就去世了。

  在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笔者又找出了自己认真读过的伯尔曼先生的书，在《信仰与秩序——法律与宗教的复合》这个文集中，信手翻到了《美国法律教育的危机》这一篇，这是伯尔曼先生在1984年于波士顿大学法学院做的演讲。他认为当时美国法律教育的危机，并不是“法科学生在如何服务于公共利益方面没有得到充分教导”，真正的危机是人们对法律的态度的危机，是法律思想的危机。在法律人越来越功利的环境里，人们对法律的信仰日渐式微。而只有人们对法律有真诚的信仰，树立强烈的合法性意识，才有可能实现社会正义。伯尔曼先生三十多年前的忧思，对当下中国推动全面依法治国或许有所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