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口供判刑，侦控审各守本分的绝好示范

  控审机关严守法律所赋权的职责和使命，侦控审之间互相制衡、互相监督所迸发出的制度魔力有望催生国家法治梦想的蝶变。

  日前，全国侦办疑难命案研讨会在南京召开，一则数月前刑事程序已经终结的案例被作为经验交流内容，即宁夏石嘴山“2014·03·02”入室抢劫杀人案。该案被认为是“修订后的刑事诉讼法实施以来宁夏首例以零口供判处死刑的案例”，与会专家一致认为其“最有特色、最有经验可谈、具有示范借鉴意义”。

  2014年3月2日深夜，宁夏石嘴山市某小区发生入室抢劫杀人案，当地侦查机关旋即循例成立命案侦破专案组，“鏖战72小时抓获嫌疑人”。但与相对顺畅的恶性刑事案件侦破流程相比，案件本身留给侦查机关的难题并不少，“没有直接目击证人，没有案发时段监控影像，案发现场被精心打扫、用水冲洗，与作案有关的物品全部带离现场、现场痕迹物证严重缺失……”与直接的侦破难题相比，更让侦查机关犯难的，可能还是嫌疑人被抓获后的三缄其口、“零口供”。

  刑事案件发生，现场证据遭严重破坏，犯罪嫌疑人供述长期为零，这对侦查机关提出的考验已经足够大，在以往“口供中心主义”侦查逻辑的做法中，侦查机关对于口供的依赖到了严重违背程序法治的程度，甚至在一些已被纠正的冤假错案中还大量存在“先有口供，再依据口供布置现场”或者“按照现场情况引导供述”的情况。此次宁夏案例，侦查机关大量搜集案件关联证据，在嫌疑人坚持零口供的情况下，依然将客观证据拼接起来的证据链条提交检察机关，然而，检察机关对证据的要求并没有降低，认为“公安机关获取的证据只能证明犯罪嫌疑人曾到过案发现场，有获取赃物的条件，但没有证据证明犯罪嫌疑人实施了抢劫杀人的行为”。

  明明知道凶手是谁却无能为力，这是侦查进行过程中被从业者吐槽最多的无力感，年度热播剧《无证之罪》也提出了类似的尴尬。“不得自证其罪”已经写入刑诉法，2013年刑诉法得到修改，虽然沉默权并未直接载入，但刑诉法第50条已明确申明“不得强迫任何人证实自己有罪”。

  按照新刑诉法的要求和标准，宁夏案件中嫌疑人的“零口供”虽客观上有碍侦查进展，却可以说算是沉默权从文本到实践的第一例。难能可贵的是，侦查机关在没有口供的前提下，首先没有人为“制造口供”(事实上，这并不难)，检察机关对侦查行为的法律角度也没有因为案件口供的缺陷而“高抬贵手”、对证据放松要求。当案件陷入证明僵局，以往放松程序要求是所谓“互相配合”常见的做法，而坚持法定职能、强化制衡使命的客观效果，可能会被认为是某种“非难”和“找茬”，长远来看却是防范冤假错案、督促刑事法治的必由之路。

  证据上有瑕疵但还是照顾所谓兄弟单位的面子，刑事诉讼流程看似顺畅推进，客观上却为司法公正的实现留下隐患。不仅如此，刑事逻辑中不同职守之间缺乏制衡也直接导致侦查行为的不思进取、客观证据的灭失。与之相反，检察机关和审判机关对证据的严格要求，侦查行为自然被倒逼出惊人的效率和成果，因为司法机关的依法履职，才有侦查机关对证据进行完善、补充和规范，这是刑事流程中互相制衡的制度意义。

  很大程度上可以说，铁案不是办出来的，而是逼出来的。“穷尽所有侦查手段、科技手段，最终形成了以零口供诉讼标准的证据链条”不应是孤例，侦控审各司其职，是刑事程序得以法治化运转的根本保障，全国范围的刑侦专家汇聚一堂交流宁夏“零口供”案件，可见彻底改变“侦查中心主义”刑事诉讼逻辑的共识正在达成，侦查机关告别对口供的迷信，控审机关严守法律所赋权的职责和使命，侦控审之间互相制衡、互相监督所迸发出的制度魔力有望催生国家法治梦想的蝶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