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海峰：资管监管细则出台难 十三五金融规划涉十部委

  11月17日下午，一行三会发布资管新规意见稿。央行在对《指导意见》的解读问答中指出，资管新规主要针对多层嵌套、杠杆不清、监管套利、刚性兑付等问题。2017年2月，这份指导意见送审稿由媒体流出，其后，《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2017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均开辟专栏或专题提纲挈领地探讨资管业务监管。凤凰财经11月17日上午在第八届财新峰会上独家专访中国社科院金融政策研究中心主任何海峰对资管统一监管、金融监管改革、金融风险等问题进行了解读。

  凤凰网财经：2017年2月，人民银行会同中央编办、法制办、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和外汇局起草的《关于规范金融机构资产管理业务的指导意见（内审稿）》由媒体流出，其后，《2017年二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和《2017中国金融稳定报告》均开辟专栏或专题提纲挈领地探讨资管业务监管。您觉得未来大资管监管的操作化细则如何进一步落实？

  何海峰：2月份发的报告，网上也有流传，有内部参考稿、讨论稿、公开征求意见稿等不同的说法。我没有参加过文件具体讨论，但是我知道他们讨论的过程，相关结果也已经向央行做了汇报。

  我认为，统一监管是非常有必要的，但是这个统一监管不是简单理解为归拢到一起就叫统一监管。第一，所谓统一监管应该是站在功能监管的角度，资管最基本功能还是价值管理和风险管理。第二，统一监管要防范系统性风险，当出现周期性问题时可能会变成一个跨行业跨区域的系统性风险，这就需要站在防系统风险角度上进行统一。

  怎么实现统一监管？首先要对资产管理做一个标准的定义，出台正式文件时首先要考虑这个问题。资产管理行业是创新最快、也是发展最快的一个行业。从大资管行业来去划分各个行业的关系，把监管的机制理顺，这是需要强调的第二点。

  资管行业统一监管文件出台，是否立刻能到细则，我觉得可能有点问题。为什么？第一任何一个金融创新总是超前于监管，监管对它的认识是要经历一段过程。站在大资管的角度上，有一个信息共享的机制，如果它涉及到系统风险稳定，有可能会涉及到国务院的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层面。现在按照资管功能和行为来考虑，行为无非涉及到投资者和消费者，金融的适当的投资者和金融消费者的权益保护，实施细则可能还是有难度。实施细则可能从机构管理的分行业角度来进一步补充，更结合实际，毕竟是从机构监管到功能监管的过度过程。

  凤凰网财经：整个资管的监管是央行主导，还是涉及到金稳会层面主导呢？

  何海峰：金融稳定委员会实际上是2013年的协调机制的加强和超级版。周小川行长在此前一个国际会议上也强调了，金融稳定可能会主要针对四个主要的问题，包括影子银行。影子银行主要是以银行和信托为主的，如果资管中涉及到影子银行问题，统一的大资管可能会跨六个部门，放在央行层面主导，如果影响到了系统性全局的层面，我觉得金融稳定发展委员肯定会去关注这个事情。央行作为大资管的牵头，是有必要和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提修报告的。

  凤凰网财经：近期，金稳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提到统筹金融改革发展与监管，协调货币政策和金融监管，协调金融政策与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相关事项。有专家分析金稳会可能涉及多个部门的协调，您怎么看？

  何海峰：可能会，我觉得可能是应该是九到十个。中国的金融改革发展，主要以顶层设计为主，也有区域和地方的创新，区域地方创新总结成熟了会去复制推广，从顶层设计上现在迈出了第一步，就是第五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这是金融改革发展的第一个顶层设计。第二个顶层设计应该是十三五金融规划，但是到现在没有正式的公布。我们可以从十三五金融规划的编制制定过程中可以看到一些信息，比如过去的十二五的金融规划，它的名称叫做金融业的发展改革规划，金融业是站在一个业态，十三五这个规划有可能会叫做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十三五金融规划。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就意味着它不再是一个以前所说的专项规划，它可能带有更专题的性质，而且建立现代金融体系就意味着我们不是一个现代金融体系。从十八届三中全会里提到要健全现代金融体系，而现在认为我们金融体系不是健全的问题而是要建立的问题。这说明我们金融体系中有很多欠缺，这个欠缺从功能上讲，第一功能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服务功能，第二金融体系有没有随着经济社会发展到了新阶段，特别是中等收入群体增加之后，大家对财富保值增值的管理这部分有没有建立一个健全的体系。

  十九大报告提到，建立现代经济体系，现代经济体系和现代产业体系如何匹配？现代产业体系怎么构成的？服务实体经济的科技创新金融服务和人力资源协调发展，现代经济体系靠现代产业体系，金融是要服务科技服务实体，同时强调了要从间接金融转向间接和直接并重的资本市场。

  从十三五的金融规划制定部门过去是一行三会，据我了解，现在是十个部门参加，还有发改委、财政部、工信部、科技部、商务部和农业部。所以，我认为金融稳定涉及部门是不是可能和十三五金融规划制定的部门一样有十个部委，有更多实体经济发展改革管理部门参与。从国务院金融稳定发展委员会层面看，一般来说是一行三会，但是发改委和财政部也是要参加的。实际上要追溯到更早的时间，第一次全国金融工作会开完之后，1998年我们曾经成立过一个中央金融工委，当时的中央金融工委不是国务院下属的，中央金融工委强调要让发改委和财政部等部委参加，这样金融和实体结合更紧。站在金融改革发展顶层设计上来看，金融稳定委员会不会去打倒重来，也不会简单模仿美国的监管体制，或者英国一行两局模式，一定会跟中国金融发展和经济发展的阶段相匹配。

  凤凰网财经：金稳会办公室设在央行，是不是扩大了央行的权力？

  何海峰：我觉得央行更多是责任和义务。金融发展非常快，要做好现代风险管理和防范，最重要的是及时把信息集中起来，目前这些信息分散在各个部门，如果协调的话，从金融稳定角度，从央行职责来说放在央行是比较合适的。办公室放在央行是理所应当的，从国外的实践上看，美国在金融危机以后，大大加强了美联储的一些功能。

  凤凰网财经：未来，政策在支持金融服务实体方面重点会关注哪些方面？

  何海峰：对于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理解，我觉得可能三个发展方向，第一科技金融，第二绿色计划，第三普惠金融。

  凤凰网财经：从黑天鹅、灰犀牛到明斯基时刻，近年来“风险”一词出现频率变多。政治局会议将“金融安全”问题提到了新高度。当前中国面临哪些比较大的风险隐患？金融风险情况如何？如何防范和化解？ 何海峰：是站在金融系统来考虑的？还是站在整个经济上来考虑？

  何海峰：从金融系统层面考虑，我觉得有两个是值得关注的，一房地产泡沫风险问题，另一个是地方政府负债风险。这些传到金融系统来说，我觉得可能影子是首当其冲的。

  从实体经济层面来看，国企高杠杆问题也值得关注。国企高杠杆问题和它的经营管理有很大关系，同时过去国企多处在一些比较垄断的领域，竞争本来不太激烈，会造成效率低下等问题。另外，银行在发放贷款时可能比较倾向于国企。所以现在提出从资产转为资本经营，这需要一些国企退出、兼并重组、债转股等。降低国企杠杆率或者负债还涉及到一个现实问题，因为国企容纳了大量的就业，就业处置不好，会带来社会稳定的问题，如果没有一个稳定的环境，经济发展可能就失去保证了。

  未来，国企去杠杆是一定会继续推进，因为第二批混改试点已经批了，这是一个大趋势。金融去杠杆可能要区分对待，金融行业跟其他行业不一样，金融提高资金资本的效率需要一定的杠杆的，没有杠杆，金融起不到经济加速器的作用。但也不要让金融成为振荡器，所以要规范，不能让可能带来风险的因素野蛮生长，同时要区别对待，哪些属于新金融业务，哪些属于传统型业务，哪些跟实体经济直接结合。所以对科技金融、绿色金融、普惠金融采取了定向降准等相关政策。另一方面，不规范的地方要更加严格规范，比如资管透明度等问题，所以要穿透式监管，避免嵌套套利，否则杠杆就加上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