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万奖“毒地”举报人：奖金多多益善

毒地排查和修复，都可多激励民众参与。而对于民众举报，奖金也不妨再提高些。

  据报道，在“靖江毒地”事件发生两年多后，江苏省靖江市政府开出一张30万元的支票，用于奖励“毒地”污染举报人周建刚。这个数字创下国内环境污染举报奖励最高纪录。

  重奖30万元，对周建刚而言是“意外的惊喜”：曾经被毒地戕害健康，因举报而有家不敢回的他，如今终于获得公正的褒奖，这让人欣慰。

  饶是如此，这笔创“纪录”的30万元奖励，其实仍难完全“解渴”。毕竟，最严环保法实施之后，对于污染企业的处罚金额动辄翻了十倍百倍，但举报人所能获得的奖励依然微薄。以郑州为例，今年前三季度，对于所有大气污染举报的奖励总额，只有27万元。当然，有奖金已经算不错了，举报污染“零奖励”的个案现实中比比皆是。

  环境污染的治理，需要建立重奖举报的制度。污染治理不可能是政府一家的事，尤其是在现今，环境执法力量严重不足。以上海为例，两千多万人口的大城市，从事环境现场执法的人员竟只有不到600人。这种情况下，环境执法不可能对每个污染现场进行及时覆盖。而通过重奖举报，激励公众的参与，则能弥补执法能力的缺陷，让环保部门摆脱“单打独斗”。

  具体到毒地治理，在毒地的排查中，公民举报的角色就非常关键。因此目前官方的毒地排查，主要针对的是化工厂、农药厂等工厂地块，但一些隐蔽的“毒地”，往往难以进入其视野。

  例如周建刚举报的那块毒地就是如此，几经易手，外人早就忘记了其曾经化工厂的身份，更不知道这个化工厂曾暗中填埋大量危险废物。若不是有心的周建刚偶然发现这个秘密，并执着走上举报之路，这块毒地不知还会“隐身”到多久。

  在毒地的修复中，公民举报同样作用不可小觑。现实中，许多毒地的修复往往存在猫腻，比如为了省钱而简化修复方案，比如操作不规范而导致二次污染等，有的还搞层层转包谋利。

  30万重奖“毒地”举报人，并不多。要知道，周建刚举报的这块毒地有24个篮球场大，给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损害简直不可估量。也正因此，污染方曾私下找周建刚，想花两千多万买回这块地，但遭周建刚拒绝。不过，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像周建刚一样，面对唾手可得的巨额利益而无动于衷。

  要想唤醒更多民众举报污染的热情，对于涉及毒地等环境污染的举报，奖金不妨再大幅度提高，哪怕数以百万计、千万计，也不算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