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刻御医”陈卉丽：因为爱，所以守护“千手观音”

  原标题：“石刻御医”陈卉丽：因为爱，所以守护“千手观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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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华网重庆11月17日消息（唐亮）来到山城，不能不观赏大足石刻宝顶山摩崖造像。步入正殿，映入眼帘的是名扬天下、庄重肃穆、金碧辉煌的“千手观音像”。始建于初唐的大足石刻包含50000余尊石窟造像，被誉为世界石窟艺术史上最后的丰碑。

  1999年，大足石刻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作为世界八大石窟之一，大足石刻还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国家AAAAA级旅游景区、重庆十大文化符号。更难能可贵的是，大足石刻是世界石窟艺术中保存最为完好的作品。“大足石刻”是重庆旅游业的代表，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重庆的“城市名片”。

  可又有谁能想到，作为晚期石窟造像艺术的典范，宝顶山摩崖造像与高温高湿这一“天敌”对抗1000多年后，进入了高速风化期，多数造像都为病害缠身。以举世闻名的“千手观音”为例，造像占崖立面面积88平方米，展开面积近220平方米，且为不可移动石质文物，34种病害涉及石质、金箔、彩绘等多种材质，病害面积近200平方米。1000余只手“病症”各不相同，仅残缺的就达440处。

  如今海内外众多游客还能一睹“千手观音”，应该感谢幕后的“石刻御医”，正是因为这些文物工作者的不懈努力和任劳任怨，珍贵石刻文物才再次焕发了青春。而他们中的杰出代表就是大足石刻研究院文物保护工程中心主任陈卉丽。

  修复“千手观音”耗时长达8年：文保工作要万无一失

  在陈卉丽办公室书柜上摆着一个贴着金箔的小型造像，她解释道：“这就是为了试验而做出的样品，必须确保文物的万无一失”。她清楚地知道大足石刻能够保存至今有多不易。陈卉丽讲了一个故事：在那个破四旧的特殊年代，为了保护“千手观音”，避免颐和园万寿山造像的悲剧重演，当地信众自发组成人墙，昼夜值守，才使这座全人类的瑰宝得以幸存。

  而2008年汶川地震发生后，时任国家文物局局长单霁翔第一时间赶到重庆大足石刻，第一句话就是“我很担心千手观音”。冒着余震，爬上简易脚手架，陈卉丽陪同单霁翔等文物专家检查了“千手观音”等石刻文物的受损情况。陈卉丽指着“千手观音”前面的一块空地说：“当时就是在这里，单霁翔局长和我们一起探讨修复方案，后来决定拨款6000万保护千手观音。”这也凸显了大足石刻的重要价值和地位。

  正因为如此，修复工作要慎重再慎重。为了“对症下药”，陈卉丽带领团队整天“泡”在修复现场和方案堆里，常常为了一个小细节而辗转难眠。仅填写的调查表就达到了1032张、35000个数据，手绘病害图297张，疾害矢量图335幅，拍摄现状照片20000余张，编制修复实施方案1066个。作为组长，我个人独立完成了千手观音造像80只手、20件法器的修复方案编制、本体修复和修复技术报告编写……

  文化遗产价值中最根本的两条就是真实性和完整性，而“千手观音”保护难度很大。造像集彩绘、贴金、漆层、石质于一体，病害形式立体与平面交织，工艺（雕刻工艺、髹漆工艺、贴金工艺、彩绘工艺等）叠加，环境潮湿和酸雨都会对修复工作产生影响。而且，修复“千手观音”也没有什么案例可供参考。

  正因为如此，修复工作前后耗时长达8年，仅前期勘察研究工作就涉及到12个子项，还将X射线探伤技术第一次运用于大型石窟寺文物千手观音造像的病害诊断。

  接连克服三大困难，也从此落下了“病根”

  在修复过程中，文物保护人员遇到了很多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

  一是修复千手观音现场常常需要保持一种姿势。在石刻修复现场狭小的空间里，修复人员每天站在高高的脚手架，紧紧盯着石刻，小心翼翼地用手术刀和注射器修复着文物……就像手术台上拯救病患的医生，不敢有半点疏忽，因为文物的生命只有一次！陈卉丽和团队成员不得不克服冻疮、蚊虫叮咬、化学试剂过敏等身体上的折磨。由于修复工作的特殊性，需要长时间固定一种姿势，所以颈椎病和腰椎病也不可避免。

  二是研究筛选最适合千手观音加固修复的材料。陈卉丽和同事所负责的是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修复，必须考虑环境条件和岩体本身，修复材料和修复工艺的选择对千手观音修复效果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风化石质加固常常需要对文物“打针”注射加固剂，但“药剂”的选择费了不少工夫。经历了无数次的失败之后，陈卉丽团队也有过好多次放弃的想法，但是看着800多岁的千手观音那黯淡的眼神、一只只伤痕累累的手仿佛在向世人诉说它饱受的侵蚀和折磨，修复人员是看在眼里，痛在心上，又再次下定决心，克服困难，继续攻关，筛选修复材料。为了找到最佳的加固剂，从2008年开始，陈卉丽和团队成员用了3年多的时间，从10多种材料中提取不同比例剂量，反复进行实验100余次，最终配比产生了适应千手观音造像环境需要的加固剂，使千手观音造像风化石质得到有效加固，确保了千手观音石质本体的安全性和稳定性。大足石刻首创的这种加固材料，现在已在西南石窟保护领域内大力推广应用。

  三是千手观音保护修复“真实性”的坚守。陈卉丽在修复中始终坚守文物真实性第一的原则，就像断臂维纳斯一样，在没有准确依据的情况下，是不允许擅自“创新”的，否则就是对文物历史真实性的破坏。正因为这样苛刻的要求，让修复工作每一步都充斥着更大的困难和挑战。

  在对千手观音石质胎体残缺部位进行修复补形时，要根据史料、造型本身的对称性，辨别出残缺手部原本的模样，再对缺失部位延伸补形。如果找不到依据，宁愿保持原样，也不能擅自发挥。

  治好千手观音病害的陈卉丽却说自己落下了“病根”——见了石质文物，我就不自觉地关注它有什么病害，迫不及待地想去“治疗”它。陈卉丽笑称，这个“病”也让她对石质文物的修复有了更高的热情。

  因为爱，所以守护“千手观音”

  陈卉丽能够来到“千手观音”身边，其实是因为爱情。她和爱人是“同学恋”，婚后分居两地。1995年，在组织的关怀下，陈卉丽从老家四川调到爱人所在单位—大足石刻博物馆工作，成了一名文物监测员。本着“干一行爱一行”的职业精神，她涉足馆内技术含量最高的工种——文物修复。她边干边学，白天请教同事，晚上啃书本“恶补”，几乎把所有的时间都用到了工作上。不仅学习了历史学、考古学、鉴定学、金石学、化学等知识，还掌握了石刻、色彩、髹漆、贴金等实用技术。经过3年的不懈努力，陈卉丽快速成长为技术娴熟的文物修复工作者。

  她坦言“我不信佛教，但我爱千手观音”。正是因为这份爱，她在22年既单调乏味又清苦寂寞的岁月里一直守护着大足石刻造像，并像医生关怀患者那样不断寻找良方和药材。

  在与文物打交道的过程中，陈卉丽总结出了“望闻问切”的“四诊法”——“望”是看文物的断裂、破碎、表面情况，对比资料影像；“闻”则是嗅文物表面气味，看是否有污染霉变；“问”则是向看护人员了解文物变化情况；“切”则是采用手轻摸触碰感受文物是否疏松，或用银针刺探被金箔彩绘覆盖的石质本体风化情况。

  这看似简单的“四诊法”却让她在业界获得了“一手准”的美称。陈卉丽的同事韩秀兰说，“四诊法”可初步诊断出文物病害20多种，准确率达95%以上，与专业仪器诊断的结果基本吻合。

  作为全国石质文物修复行业里凤毛麟角的正高级职称专家和拔尖人才，陈卉丽每月薪水只有6000多元，甚至比不上调到经济富裕地区、级别和水平都比她低的同行。但她从未后悔或者产生不平衡感，她说“只有文物修复，才能让我内心真正平静。我愿为此坚守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