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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就是“低端劳动力” 但谁不是呢?

发布时间:2017-11-24 20:10:09 来源:土逗公社 责任编辑:admin 阅读量:
导语: “高端”的城市靠千千万万个“低端”的劳动者才得以运转。每一个在此处出卖劳力的漂泊者,命运唇齿相依。 距离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聚福缘”公寓的火灾已经近一周了。在他们的“头七”,北京全城开始了对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清理工作。 “聚福缘

  导语: “高端”的城市靠千千万万个“低端”的劳动者才得以运转。每一个在此处出卖劳力的漂泊者,命运唇齿相依。

  距离11月18日晚北京大兴区“聚福缘”公寓的火灾已经近一周了。在他们的“头七”,北京全城开始了对外来人口聚居区的清理工作。

  “聚福缘”坐落在大兴区西红门,是五环外典型的外来工聚居区——400多名外来打工者挤在三层小楼里,其中还有一层是商铺。他们住着上下铺,人均居住面积或许只有一两平米,冬天寒冷夏日酷热、厕所拥挤、环境肮脏凌乱,每日过着所谓“不是人过”的生活,躲在人们看不见的地方。

  一场大火,19条人命,又把五环外这百万人烧了出来。新一轮的赶人行动又开始了。

  其实也赶不走

  自从上世纪80年代初,第一批外来打工者进入北京(当时称他们为“盲流”),赶人的行动就从来没有停止过。用一种流行的说法,把外来人口向外推移的过程,是成功运用了“两只手”——政策这只“看得见的手”和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的典范。 不断加强的管控,和持续抬高的房价和租金,两手抓,两手都要硬。外来人员只能逐步搬迁到更加遥远、更加便宜的地方,住着更加拥挤的房屋。

图片来源:葛宇路的朋友圈

  自从“浙江村”落户北京,在很多人心目中是“脏乱差”的代名词。 当然,他们不会注意因为这群人的存在,商品品类多了、价钱便宜了、早餐种类多了、家政水电的服务越发细致了。早在1993 年,就有一位市人大代表的提案称,“浙江村”不仅成了超生游击队的集中地,更成了社会黑势力的据点,杀人越货事件时有发生,出租车开进浙江村,司机不仅拿不到车费,还要被劫掠一空。一时间,北京人谈虎色变,呼吁全面整治浙江村,将温州人“驱逐出境”。

  后来,“浙江村”从三环搬到了四环,又搬到了五环。

  2011年4月25日凌晨,一场大火发生在大兴区旧宫镇南小街三村的一个服装加工厂,18条生命在这场大火中丧生。这起火灾与如今的火灾相较,如出一辙。六年时光,同样的事情从五环原样搬迁到了六环。

  更让人注意的是,六年前火灾后发生的事情,都和今天、以及三十年前比,没有区别——把他们清走。

图片来源:中新网

  每一次都来势汹汹,每一次都骂声连连,实际上清走了么?并没有。

  火灾从五环烧到了六环,不知还要烧到哪里。

  产业升级更离不开低端劳动力

  一味驱赶当然不是办法,于是有人提出了一个药方叫:加快城市产业升级。意思就是:将廉价的劳动力密集型产业变成高科技的、智能的、不需要低端劳动力的产业。

  但无数的研究成果已经表明:这点根本不可行!

  在这个高度现代化的城市里,劳动分工的社会特性,就注定了所谓高端人士(暂且定义为从事高技术含量工种,收入较高的人士)会需要低技术劳动者的劳动投入与之配套。而且,产业升级越加速,越是劳动密集型的高端产业,分工越细致,吸纳的所谓“低端”劳动就越多。

  外卖就是一个具体的例子。在几十年前,产业发展远没有现在高端的情况下,劳动者们的分工还不那么具体,人们上班工作,下班还要自己做饭,对于厨师这样“低端”的劳动力需求还没那么紧迫。随着产业逐渐升级,技术开发群体的工作越来越忙碌,他们没有时间做饭了,只能下馆子吃饭,对厨师、服务员等工种的需求就越来越大。而到了近两年,都市白领们已经忙碌到去饭店慢慢吃一餐饭的时间都没有了,外卖行业就如火如荼地发展了起来。从劳动力需求上来看,不仅需要厨师、服务员,还需要大量外卖员,甚至与之配套的电动车售卖员、维修员的需求也不断增加。

  有人说人工智能或许能解决问题。但在具体操作过程中也不尽然:例如,在今年“双十一”的盛会之后,快递数量暴增,人工智能可以在快递大规模输出地分拣、输送,却输在了“最后一公里”,从中转站到收货人手上,需要快递员辨认字迹、送货上门。突然增大的工作量,让许多爆仓都发生在居民小区周边的快递中转站。实际上,越是一线、越是直接面对用户的工作,越需要人力而不是机器的服务。

  上海交通大学经济学教授陆铭曾根据美国政府公开的统计数据测算,每一个高科技产业职业就要配备5个其他行业的就业岗位,其中,2个是技术含量较高的服务业(比如医生和律师),而另3个则集中在消费型的服务业(如售货员和餐馆服务员)。但与这种高端产业,制造业对于就业的带动力相对较弱,一个制造业就业岗位的增加大约带动1.6个本地服务业的就业。也就是说,高科技产业是不可能孤立存在的。高科技产业的运作本身就依赖于更多的低级产业为它服务。

  越是大规模的城市,越是要产业升级的城市,就需要越多的基础服务业人员(或者用另一种表达,即“低端就业人口”)。这是避也避不开的事实。

  甚至,在爱尔兰有过这样的例子:越是“低端”就业的群体,与城市发展越息息相关——1970年,爱尔兰银行的中高端从业者们曾经罢工六个月,但是实际上经济并未受影响,甚至还有所增长。但同样是罢工,发生在纽约清洁工身上,还不到一周,城里人就表示:我们撑不住了!

  你能想象一个没有早点摊、没有清洁工、没有外卖员的北京吗?没有“低端”人口,生活根本“高端”不起来。

  只要是“劳动力”,都是低端的

  “低端人口”这个刺耳的名词不知从什么时候起进入大家的视野。当然,这一听就是自诩“高端”“精英”的人说的。

图片来源:北京晨报电子版截图

  可如今,估计不少身处北京的人,都无法判断自己是“高端”还是“低端”了。

  有种说法,叫“北京中产的焦虑,每三个月爆发一次,每一次爆出数篇十万加。”疯狂的加班、高昂的房贷、冷漠的人情,甚至自己的孩子随时可能面对性侵、虐待这样的身心伤害。非“低端”的人群,活得也很艰辛。

四个月前爆文:《北京,有2000万人在假装生活》 图:微信截图

  昨天凌晨,当《他们不是低端劳动力,是人》刚刚喊出:“无论收入高低、阶层为何,大兴聚福缘里的租客,和高档写字楼里的白领中产都一样——都是平等的人”,上午爆出的红蓝黄幼儿园事件就说明,那些自诩“假装生活”白领中产,与“低端劳动力”一样,面对着这个不公世界的暴击。

  “996”制的加班、无止境的脱发、没日没夜的失眠、没完没了的焦虑、办公室的勾心斗角、越来越少的家人相处时间,甚至,还要无时无刻不能停止担心,自己年幼的孩子是否在幼儿园受到欺凌……这就是中高端劳动力每天的生活写照。

  或许,这样的生活比起朝不保夕、在冬日的烈风中被驱赶、一年只能见上孩子一两面、在窄小的群租房里警惕火灾要好很多;却不能否认,在高速现代化的社会中,这里的每个人都是牺牲品,都在同一个逻辑里:把劳动力呼之即来挥之即去,最充分地利用他们,把成本降到最低,收益才能最高,才能有更高效的市场。

  这么看来,他们哪里是人,明明都是生产工具,都是螺丝。“高端”或“低端”,也就是不同工序上的不同螺丝作用而已。

  “低端劳动力”的说法,虽然刺耳,却不再掩饰,直接道出了实质。可如今,连低端劳动力都不想要了,螺丝钉会被直接扔走…… 那些温情脉脉的掩饰就显得更加多余了。

  一个有良知的社会,都不会容忍对人的如此不尊重;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更不会容忍对工人、对劳动本身的不尊重。

  最基础的“尊重”,就是给予劳动者安全生产生活的保障。保障基础的衣食住行,保障休息的时间,保障生命安全,肯定他们的劳动成果。不在寒冷的冬夜把他们赶出地下室,更要有相应的配套设施,让他们更好地生活,才能更好地工作。

  但这些保障都是对一个低端劳动力而言的。毕竟,要保证一个现代化的都市的正常运转,劳动力的存在已经是必须。他们已经背井离乡,离开自己的家人孩子,本就是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下被逼无奈的结果。总不能连活着的资格,都不给他们留下吧。

  作者:卢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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