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从忏悔录中找到贪官脱离监督的答案

  这种监督制度、机制问题解决了，反腐败的成本就会大为降低。防腐败甚于反腐败，由此，我们有责任从贪官的“悔罪书”中寻找出贪官脱离制度和监督的答案。

  “我是农民的儿子”“我本来自人民，我多么渴望早点回到人民当中去”……写忏悔录是违纪党员干部接受组织审查时进行思想改造的重要环节，其主要内容是问题官员对自己的理想、信念进行深刻反思。许多忏悔录内容深刻，对其他党员干部起到明显的警示教育作用。但记者梳理发现，有部分忏悔录的模式化、套路化表达令人啼笑皆非，各种“套话”充斥其间。(11月24日新华社)

  浏览这些贪官的“忏悔”，大有雷同之处，无外乎“私字一闪念”的悔恨以及思想改造的“放松”，再有就是都是别人把自己拉下水的，而不是自己主动贪污受贿的。诸如此类的“悔罪书”，可谓是汗牛充栋。当然，贪官忏悔录频现“套话”，既与落马官员存在“减轻惩处”的侥幸心理有关，也与部分官员表达能力退化、“两面官员”习惯表演等因素有关。

  然而，解析这些贪官的悔罪书，他们都是单一的悔过，并不是从深层次上忏悔自己的犯罪，是摆脱监督和制约形成的。而事实上，每个贪官都是在缺少监督和制约的温床上滋生出腐败的祸根———权力不受到监督，必定导致腐败的恶性膨胀，这是这几年我们从很多腐败官员案例中得到的一条最深刻的教训。

  制度经济学家们认为，腐败是“公共权力的非公共运作”，是“利用公共权力达到私人目的”。而腐败者的行为选择的是典型的风险决策行为。如果腐败者具有相对较大而且不受约束的权力，那么，其腐败的行为收益必然较高，条件相对较低。当收益大于成本时，即可能从事腐败行为。而加强监督与制约，尤其是制度化的监督与制约，可以提高腐败行为的条件成本，加大其风险，从而防患于未然。因此，只有让监督变得无所不在，将监督对象的活动公之于众，让对权力的制约切实可行，具有独立性和强制性，握有权力的人才不敢越轨。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化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将试点工作在全国推开，组建国家、省、市、县监察委员会。同时明确，“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用留置取代‘两规’措施”。同时报告指出，增强党内自我净化能力，根本靠强化党的自我监督和群众监督。要加强对权力运行的制约和监督，让人民监督权力，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

  因此，解析这些贪官的悔罪书，也应使我们在防腐败和反腐败工作中认识到，我们唯有通过加强党内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和监督机制，让想腐败者没有得手的机会。这种监督制度、机制问题解决了，反腐败的成本就会大为降低。防腐败甚于反腐败，由此，我们有责任从贪官的“悔罪书”中寻找出贪官脱离制度和监督的答案，为今后的反腐败工作奠定基础，从而更有力的打击腐败，遏制腐败犯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