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曾被遗弃，长大后试图收养别人遗弃的孩子

原标题：她曾被遗弃，长大后试图收养别人遗弃的孩子| 深夜诊室？

  文|赵娅君

  来源|地平线工作室（公号ID：dpx-story）

  上学时曾经听老师说过，六七十年代有过几次短暂地遗弃婴儿的高峰期，医院门诊走廊，妇产科病房，甚至厕所里，几乎每天都会见到被扔掉的婴儿。他们大多是因为家里生活困难被抛弃，也有的是因为先天残疾，或者仅仅是因为——那是个女孩。到了八十年代，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推广，医院里发现弃婴的几率已经大幅度降低。鲜少出现几个，也会被新生儿病房妥善照顾，等待民政局福利院来接走安置。我进入临床是九十年代末，此时弃婴更加少见，起码工作的头两年从未遇见。所以2000年刚开春，处置室聊天的我们突然听说楼上厕所里发现一个女婴时，震惊之情可以想见，她被装在塑料袋里扔在垃圾桶旁边，浑身带血。

  我们轮换着上去看热闹，我跑到楼上的时候，女婴已经被新生儿病房的医生带走了。第一个发现女婴的保洁大姐被一群人围在中间，一遍遍描述她看到的画面，“就在女厕所里，我进去收拾垃圾，听见动静，我就看，那袋子还动弹，我拿扫帚碰了一下，孩子哇的一声就哭了……”

  那天，我们的话题一直围绕着那个被遗弃的孩子，新生儿病房传来消息，经过检查，孩子身体完全健康。医务科已经着手联系民政局和福利院，安排孩子下一步归属。保卫科开始寻找弃女逃走的母亲，因为还没普及监控录像，找起来困难重重。其实就算找到了又怎样，她已经决定扔下孩子，硬塞回去，走出医院，她还是会把孩子扔在另一个地方，河边，铁路边，公园里……

  下班后，我特意去了新生儿科，一路上遇见了好几个和我一样来看热闹的同事，科主任把我们这一群拦在走廊里，挂出了“谢绝探视”的牌子。大家还是不想走，主任叹口气，侧开半个身子，让我们隔着玻璃窗看——女婴正被一个女医生抱在怀里哄着，看起来很安静，女医生细高挑，头发盘在脑后，口罩上露出一双大眼睛。

  过了几天，医务科的人带朋友到急诊室看病，我见缝插针的问了一句，那孩子送走了吗？得到的答案让我瞠目结舌——女医生正在申请收养女婴，手续复杂，但信心坚定。我和我周围的吃瓜群众完全懵了。我们完全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个单身未婚女医生会这样做。

  医院人多口杂，没什么秘密可言，想要知道的事情很快会知道。

  女医生姓丁，28岁，沈阳医学院临床专业本科毕业，分配来医院就到了新生儿病房，刚升任主治医师。在她们科护士眼中，丁医生高傲冷漠，对患者家属和同事都冷冰冰，只有面对病儿时才会露出一点母性的光辉和温柔。她身材好，工作好，上唇处一道明显瘢痕是唯一的缺陷，应该是兔唇修复术留下的痕迹。这阻碍了大部分追求者。少数继续邀约丁医生的男人要么人品不好，要么工作不好，都被丁医生婉拒门外。时间长了，她就把自己拉进了老姑娘的范围。科主任偶尔的关心，会得到“找不到对象标兵” 的自嘲回答，一时传为院里笑话。她也不太在乎，每天独自出入，看起来自得其乐。

  收养女婴事件，让丁医生处于了舆论的风口浪尖。大家笃定她是对婚姻彻底失去希望，为了避免孤独终老才出此下策。更有人无端猜测，她如此心态，就算收养成功，也不会是合格的母亲。我想这些话，或多或少都会传到她耳朵里，我有点替她委屈，食堂见到她，特意冲她微笑招呼。她冷冷地看着我，一言不发。

  没过多久，结果出来了，作为一个单身未婚女青年，她不符合领养条件，女婴最后还是被送到福利院。在此期间，丁医生承担了女婴在医院的一切费用。

  年中，院里团支部组织团员献爱心，我们这些没退团又没资格入党的年轻人，呼啦啦挤上一辆大巴车，开往福利院。大巴车后面跟着一辆小货车，上面堆满了医院出资购买的爱心捐赠品：奶粉、零食、衣服、玩具。我们一路说说笑笑，像是去郊游。

  车子开进福利院大门，我们还笑着说，环境不错啊……外部环境看起来确实很好，新建的四层小楼，外墙上画着大幅卡通图案，院子里有花，有喷泉，还有一个小型的健身游乐场，摆放着不知哪个企业送来的健身器械和旋转木马。正值午饭时间，一排看起来8、9岁的大孩子坐在墙根下，等着老师和保育员把大桶面条担出来，分好，挨个送到他们嘴里。面条清汤寡水，飘着一点菜叶子和熬烂的西红柿，看着没一点食欲，孩子们吃得倒是很香，男孩很快吃完一碗，继续等老师分配。

  我们被福利院的接待人员领进楼里，一层层的参观介绍——一楼是大孩子住的，就是我们在外面见到的那些，没明显残疾，生活可以自理。有些已经开始上学，放学回来后，能帮老师和保育员干点简单的活儿，比如整理花园，比如帮小朋友喂饭。二楼是小孩子住的，分两个区，三岁以下住在西边，三岁以上六岁以下住在东边。她没让我们进东西区，只在走廊中间指给我们看，走廊看起来不错，大理石地面，雪白墙壁，嫩绿色墙围，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奶、尿骚、食物混合起来的复杂味道，不单纯是臭，用破败、腐坏来界定似乎更为准确。待了不到两分钟，我们逃似的跑到三楼。

  三楼和二楼的空气有天壤之别，清新得让人一下子到了阳光下的湖畔森林。三楼也有东西区，中间却没有间隔。几个外国人在走廊里巡查走动，一间打开门的房间里传出来吉他弹唱的英文歌。接待人员说，这是外国志愿者“承包”下来的一层楼，开销服务都归他们负责。慈善组织每两三个月会派一批义工过来，轮换顶替，从无间断。他们主要负责照顾身体有疾病或先天残疾的小孩。

  在我们强烈要求下，接待人员和外国志愿者沟通，我们进入到病房。必须承认，这里的病房比我们医院的新生儿病房还要专业，并且安静。义工随时监控孩子们的情况，随时把孩子们从床上抱到怀里，孩子们就算想哭，也会被及时出现的温柔打断。而在病房里，通常是两个护士照顾一屋子病儿，其中一个哭，其他的也跟着啼哭不止，护士就算有心也无力。

  接待人员说，这些志愿者不白忙，他们都喜欢中国小孩，照顾两三个月，相处出感情，离开的时候就会申请收养，他们还特别愿意收养病儿和残疾小孩，带回国治疗照顾。民政局当然欢迎这样的举动，既能减轻福利院负担，还能创收——收养一个中国小孩，志愿者要付出六千美金……我到后来也没明白里面的道理和逻辑，在我简单的认知里，不是应该咱们给人家钱吗？

  对了，福利院还有一个礼堂，作为献爱心的最重要环节——送礼物。礼堂里，一群穿着干净衣服的男孩女孩在老师的带领下走进来，从我们手里接过玩具奶粉，站在镜头前摆拍笑容。我有些惭愧，可能是因为那些微薄礼物根本不配叫“爱”。大合影的时候，我借口上厕所走开了。

  我怎么也没想到，我居然会在院子里见到丁医生，她正在给一个高高大大患有唐氏综合征的男孩喂饭。男孩看起来至少有15岁，却说不出一个完整句子，只会用手指着我，发出“啵”“啵”的声音。丁医生抬头看见我，我确定她嘴角上翘，发出一丝冷笑，我也确定，她不在我们来时的大巴车上。我走过去，坐在她旁边，男孩身上散发出一股臭味。真的是臭，好几天没洗澡或者小便失禁吧。我尽力不让自己露出嫌弃表情，还帮丁医生拿水壶饭盒。我的善意终于让她不那么拒人千里之外了。

  “我就是在福利院长大的。不是这个院子，在贵州。”丁医生平静开口。我还在控制脸部肌肉，我觉得下面我可能会听到更加让我觉得震撼的话，我必须用平静来表示尊重。

  丁医生就是曾经的弃婴，她被遗弃的原因可能有两个，第一，先天唇裂，第二，女孩。她被扔在了火车站，被送到了福利院。和她同样或类似经历的人群里，丁医生无疑是幸运的，她遇见了一对不能生育的军人夫妇，他们是沈阳人，在贵州某军区服役，退伍后带着丁医生来到沈阳。他们给丁医生治病，抚养她长大，供她念书。他们是很优秀的父母，教育丁医生要好好做人，正直善良，可以没有多少成就，但一定不能没有良心。他们从来没有隐瞒丁医生的身世，告诉她有机会可以去找自己的亲生父母。这一点，丁医生没有做到。她对谁生了她、又抛弃了她不感兴趣。她并不恨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苦衷，他们对她而言是事不关己的陌生人。

  我问她，真的因为是不想结婚才有收养孩子的念头？她摇摇头，收养那个女孩，跟她是不是要结婚没关系。只是在那个时刻，她真心心疼那个女婴，想给她一个家。就像她养父母那样。至于不被允许，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好在那个女孩算幸运，虽然被送到二楼，却被一对瑞士夫妻无意中发现，如今已经被收养带出国了。可以想见，如果没有其它意外，女婴会过上比较幸福的生活。

  没过多一会儿，我跟着大巴车走了，返程路上大家都不说话。有人说了一个笑话打破了沉默，大家又开心起来，把福利院和刚刚看见的一切都抛在了脑后。有人对团支书提议，下次团建可以去植树，找个山清水秀的地方，绿化地球还能野餐喝酒。

  后来我又去过几次福利院，每次都能遇见丁医生。后来她认了福利院一个16岁的聋哑女孩当妹妹。女孩没上过学，也没办法工作，长大了就只能留在福利院帮忙。丁医生找院长申请，每个周末都尽量把女孩接回家照顾，又联系了聋哑学校让她去念书。两人相处融洽，像是亲姐妹。

  几年后我离开医院前去找丁医生道别。她跟我说她要结婚了，对方是个军人，老家在山西，在沈阳某干休所做志愿兵，给领导开车，人品好。她希望我能去参加她的小型婚礼——特别小型，只有她养父母、干妹妹和我做娘家客，男方也只接来了父母，反正一桌就能坐下。这在当时的沈阳并不多见。我答应下来。但后来因为临时决定离开沈阳，并没有去成。很遗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