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台说史？传统中医有放血疗法？别被伪中医骗了

  你首先要听到那化生万物的四个跟：照耀的宙斯（Zeus），养育的赫拉（Hera），爱多纽（Aidoneus），以及内斯蒂（Nestis），它的泪珠是凡人的生命之源。

  ——恩培多克勒（西方哲学原著选读，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41页）

  2017年11月16日一微博博主曝光乳腺癌患者谢某，为做“完整女人”拒绝手术而到广州一家名为慈医阁的“中医馆”接受放血治疗。一个月后谢某重度贫血陷入病危，身体溃烂，无法手术和化疗，最终被正规医院下达病危通知书。

视频曝光的慈医阁“中医馆”使用火罐进行放血治疗

  该事件一经曝光，立刻又在互联网上引发了中医究竟靠不靠谱的争议。稍后，我网健康频道（凤凰健康）又请到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中医医院针灸科的副主任医师，就“放血疗法”打脸伪中医。（

  啥病都能“放血”？中医大夫打脸伪中医）

  那么，究竟什么是“放血疗法”？该事件中的放血疗法究竟是不是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之一。我们追根溯源，看看“放血疗法”的昨天、今天与明天……

  现代医学对“放血治疗”的定义

  “放血疗法”或着说“放血治疗”在英语中被通俗地称为bloodletting/blood-letting，即blood-血、血液，let-流出、排出，牛津英文字典（Oxford Dictionary）的解释为“The surgical removal of some of a patient‘s blood for therapeutic purposes”（通过外科手术/操作的方式排出一部分患者的血液以达到治疗之目的）。

  韦氏英文字典（Dictionary by Merriam-Webster）则解释为“Phlebotomy”，此词是bloodletting的医学术语形式的同义词，由希腊语原的“phlebo-”静脉和“-tomy”切除构成，该词条目的解释为“the drawing of blood (as by venipuncture) for transfusion， apheresis， diagnostic testing， or experimental procedures；NOTE： Phlebotomy was once widely used to treat many types of disease but is now limited to the treatment of only a few conditions like hemochromatosis and polycythemia vera .- called also venesection”（采用诸如静脉穿刺的方法采集血液供输血、血浆置换、疾病诊断或实验的过程；注意：历史上亦曾广泛使用本方法治疗疾病，目前则只用于血色素沉着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少数情况下的治疗；亦被称作“venesection”）。

验血也是现代医学中的“放血疗法”之一

  通过英语世界两大权威字典的解释我们可以知道，现代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包括不仅包括了狭义上的“放血”，“采血”、“验血”、“透析”等多种医疗方法也归属于“放血疗法”的范畴。这与汉语语境中那个看似简单的“放血”有很大的区别；因此，不能将大众口头语中的“放血”，与现代医学中的“放血疗法”混为一谈。见于大众对“放血疗法”的望文生义，笔者认为对于“放血治疗”的内涵及发展进行梳理从而更好地以历史的、发展的眼光来看待它，是大有裨益的。

  最早的“放血疗法”源于西方

  古埃及莎草纸医书《埃伯斯伯比书》（Ebers Papyrus）中两处划割皮肤放血的记载，证明“放血疗法”大约在公元前15世纪的古埃及就已经存在。[1]到了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Hippocrates）时代，放血疗法已经日臻完善，这一发展主要得益于体液学说（Humorism）的成熟。

西方艺术作品中的“放血疗法”

  体液学说脱胎于古希腊恩培多克勒（Empedocles）的四根说（The four elements）。四根说认为自然界的一切物质都由“地、水、火、空气”四种基本元素构成，四种元素不生不灭，在“爱”（Love ）与“恨”（Strife）的推动下，四种元素按照不同的比例聚合、变化从而构成了整个自然界中的存在（being）以及存在间的变化/运动。

与东方传统医学讲究“阴阳五行”类似，西方古典医学源于“阴阳四根”

  随便说一句，四根说也是后世占星术的起点，只是将“地、水、火、空气”换成了更容易让大众认知的“土、水、火、风”。

  与四根说类似，体液学说则认为人体由四种基本体液组成，它们是痰液（phlegm）对应四根中的水、血液（blood）对应四根中的空气、黄色胆汁（Yellow bile）对应四根中的火、黑色胆汁（black bile）对应四根中的地。体液间的平衡带来健康，某一体液在体内过度蓄积则引起疾病，因此通过放血排除过多蓄积的体液便可以使体液间重新恢复平衡。[2]

在四根说基础上，演化出的古典西方医学的“体液学说”

  受体液学说的影响，到公元1-2世纪，古罗马医师盖伦（Claudius Galenus）盛赞“放血疗法”可以排除那些过多而需要被平衡的体液以稳定情绪、减缓心率、控制炎症。由于盖伦的热情与其权威性，“放血疗法”不仅在罗马帝国晚期成为了广泛接受的“常规”治疗，更统治了整个西方古典医学界直到文艺复兴时期。[3]

  值得指出的是中世纪期间，在盖伦学说的支配下西方古典医学的理论并没有过多的发展，但在实践中放血疗法已经从早期肘部、膝盖、四肢等浅表部位通过割划、刺破皮肤等方法放血逐渐发展并统一为割破静脉放血。

  文艺复兴、启蒙时代带来的自然科学、解剖学复兴虽然摧毁了希波克拉底-盖伦统治的西方古典医学系统。但直到19世纪早期以割破静脉放血为主要方式的“放血治疗”却仍视位各种感染性疾病和中风的主要治疗措施。[4]

  历史上“放血疗法”就备受质疑

  在“放血疗法”从公元前到19世纪的应用中，也有很多对其疗效的质疑，这些质疑最终导致放血疗法演变为有严格适应症的现代治疗技术。公元3世纪，即盖伦提倡下放血疗法大普及的时代，出现了对于大量放血造成的失血以及放血划割过程中损伤肌腱、韧带和神经的质疑。[5]而中世纪的文本中则记录了“放血疗法”的诸多“禁忌症”如：满月不能放血，某些固定的月份和某些特定的症状不能放血[6]

呕吐药、灌肠以及放血，曾是基于“体液学说”发展而来的西方古典医学的三板斧

  上诉禁忌一方面可以解释为“放血疗法”自身的理论化、完善化，然而其背后却暗示着治疗无效。正是因为经历了长达千年的失败实践，西方医疗工作者，开始在近乎“完美”的体液平衡理论下，用另一套体系来对其进行解释，希望维护体系的权威性。

  由此，一步步开启了现代医学的“新世界”。

  对“放血疗法”的质疑间接产生了现代医学

  19世纪中叶法国医生皮埃尔·路易斯（Pierre Charles Alexandre Louis）首次采用统计学的方法对接受放血治疗的肺炎患者进行了疗效分析，结果自然更加“科学地”加强了对“放血疗法”的怀疑。[7]

现代医学的人体解剖模型图

  同时代两位伟大的细菌学家巴斯德（Louis Pasteur）与科赫（Robert Koch）通过自身的发现证明了感染性疾病是由于微生物感染所导致的而绝非什么体液失衡。[8]

  随着现代病原学、病因学的建立，“放血疗法”的“神话”终于被摧毁。

  现代医学中的“放血疗法”原理

  以现代医学的角度回顾西方传统医学中的“放血疗法”，除了对其历史非科学性的质疑，也需要解释其如此长时间存在的原因--“放血疗法”的“疗效”。

  历史上炎症或热病是“放血疗法”治疗应用最多的疾病，现代医学认为炎症是拥有血管系统的生物以血管内容物（血浆、血细胞及各种生物大蛋白）离开血管进入血管外组织的防御性过程，血管内容物在血管外组织的蓄积导致炎症部位的“红肿热痛”（中文“炎症”与英语inflammation包含的烧灼感）。

发明了听诊器的法国名医雷奈，也是历史上著名的“放血疗法”拥趸

  通过放血，特别是17-19世纪一日内多次、大量的放血，血管内容物自然会随着血液的流出而减少进而缓解炎症“红肿热痛”的程度。

  另一方面，“中风”也是现代“放血疗法”的适用症。现代医学认为所谓的“中风”是由于脑部缺血或出血性损伤导致的以头痛、呕吐、意识障碍等为主要症状的疾病，其中出血性损伤（脑溢血、蛛网膜下腔出血）引起的中风较缺血性中风更加验证了放血的疗效——出血性损伤的重要诱因之一即是高血压，而通过放血，的确能降低血压。

  而中风本身（特别是出血性中风）也会引起高血压，故而通过放血减少人体血液循环中的血液容量对于疾病的控制和病人情绪的稳定（失血带来的镇静效果），不能不说是有一定作用的。

现代医学认为产生中风的两种原因，其中“出血性中风”比较适合用“放血疗法”的治疗

  因此，我们可以发现，如果抓住“放血疗法”过程中血液的丢失这个最核心的改变，便不难理解为何在今天“放血疗法”仍然被作为血色素沉着症、真性红细胞增多症等以血液、血细胞或血细胞代谢产物在体内过多生成/蓄积之疾病的重要治疗措施。

  但是需要指出--这种与体液学说辩证法式的相似性并不能说明体液学说的前瞻性与权威性，相反，它们二者之间除了文字表达的类似之外，其背后一则以体系化、理性主义和分析哲学为指导，一则以经验主义、实验和归纳哲学为指导，这一个本质的不同是尤其需要强调的。

  传统东方医学中的“放血疗法”

  回到文章开头的事件，在简要回顾了西方古典医学系统下的“放血疗法”后，笔者认为有必要简要梳理一番“放血疗法”和东方古典医学（即中医）放血的关系。

  首先，中国古典医学的放血要晚于西方古典医学的放血，上文已经提及，公元前5世纪的希波克拉底时代作为放血疗法理论准备的体液学说已经成熟而希腊世界中放血疗法的实践也开始普及。

  反观中国，直到现存最早的约公元前2世纪入土的马王堆帛书、医书中尚没有出现后世所熟知的“气-阴阳-五行”与“脏腑-经络”系统。

《足臂十一脉灸经》

  马王堆时代的中国古典医学理论尚且保留有朴素唯物主义的基于简单的解剖的“脉-温”理论，该理论主要依据的文献为《足臂十一脉灸经》和《阴阳十一脉灸经》，前者成书日期早于后者，在它们的描述中人体主要由全部（《足臂》）或绝大部分（《阴阳》）从四肢肢端往肢体或头部行走的“脉”或者“温”组成，每一“脉”或“温”负责其走形部位的防卫，而疾病的发生主要是由于外来邪气侵入、滞留与“脉”或“温”中所致。[9]

  因此，采用砭石在足背、腘窝（膝盖正后方的解剖位置）切开表浅静脉以排除“脉”或“温”的疾病就可以治疗疾病。

  不难发现，马王堆理论中的“脉”或“温”尚不具备后世中医“经络”学说的形而上和神秘主义色彩，而是有很强的唯物主义。因为将之与《黄帝内经·灵枢·经脉篇》对比，就可以发现内经体系的“经脉”和“脉-温”的走形、起止点均有很大不同，“脉-温”的行走和体表表浅动静脉分布有更强的相关性。

现行版本的《灵枢》并不全是战国时代留下的重要医学文献

  就治疗来说，内经体系对于疾病的认识虽然仍然保留了外邪入侵这一概念，但是治疗上已经将简单的放血变成了对神秘化经脉系统中运行的气血分布进行再分布的“精细”操控，粗狂的砭石也逐渐被淘汰，并代之以基本难以大量出血的针刺。

  除此之外，对于放血所带来的血液损失，也被内经体系认为是对体内运输精微物质、濡养机体的气和血的严重损害，并不符合传统中医医理，进而逐渐被后世的中医抛弃。

  所以目前民间流行的“放血疗法”既不属于西方的经典“放血疗法”，也不能称之为传统东方医学中“放血疗法”。

  结语

  从实践来看，民间的放血似乎是一种以体液学说理论为依据，但采取了相对温和的点刺加拔罐负压吸血方式的放血。

  而这些放血医疗器具和方法起源于阿拉伯地区，在蒙古西征的时代传入中原地区。无独有偶，现在通行的《灵枢》版本，成书于宋末元初，也与继承与发展“体液学说”的阿拉伯西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传统中医的治疗方法中可没有“拔火罐”一说

  以与中医五行貌似的“体液学说”为玄妙的医理，以简易可见又有神秘感的外域医具为器械，不仅迎合了大众对于理解简单理论的要求，又规避了大静脉切开放血带来的强烈感官恐惧，这样一种中西杂糅、挂羊肉卖狗肉的东西，其实用性究竟如何？

  笔者以为，这是不言而喻的了。

  参考文献：

  [1] Schneeberg, N.G. (2002) A twenty-first century perspective on the ancient art of bloodletting. Transactions & Studies of the College of Physicians of Philadelphia, 24, 157-185.

  [2] Jouanna, J. (1999) Hippocrates. The John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Baltimore & London, pp. 159-160.

  [3] King LS. Medical thinking: a historical preface. Princeton, 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2:228.

  [4] Turk, J.L. & Allen, E. (1983) Bleeding and cupping. Annals of the RoyalCollege of Surgeons of England, 65, 128-131.

  [5] Pelczar, M.E. (1996) Vascular access: an historical review. Asepsis 3rd Quarter, 18, 9-13.

  [6] Dingwall, H. (1995) Surgeons, Surgical Training and Practice, Physicians, Surgeons and Apothecaries. Tuckwell Press, East Linton,Scotland. p40

  [7] Hosgood, G. (1991) Bloodletting: the old and the new.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Veterinary Medical Association, 198, 238-239.

  [8] Kerridge, I.H. & Lowe, M. (1995) Bloodletting: the story of a therapeutic technique. The Medical Journal of Australia, 163, 631-633.

  [9] Jr E D. Bloodletting in early Chinese medicine and its relation to the origin of acupuncture.[J]. Bulletin of the History of Medicine, 1980, 54(3):337-6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