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对谈：雍正到底是“篡位”还是合法继承？

  雍正继位之谜是清朝最大的谜案之一，是影响清朝进程的一个重大政治事件，涉及很多历史人物和事件的评价，在国家清史纂修工程中亦被视为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目前，对雍正继位持“合法说”和“非法说”的学者均罗列出了一系列的证据和推论，但由于直接资料不足，学界对此问题仍有诸多争论。

雍正帝（资料图）

  2017年11月27日下午6时，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林乾教授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董建中副教授在中国人民大学进行了一场题为《合法继承？非法继承？揭开雍正帝继位之谜》 的对谈。林乾老师持“非法说”，董建中老师持“合法说”，两位老师就自己多年对该问题的研究心得与同学们分享。林乾老师现任职于中国政法大学法律史学研究院，研究方向为法律史，著有《中国古代权力与法律》《康熙惩抑朋党与清代极权政治》等书，主讲中国中央电视台《百家讲坛》“雍正十三年”系列节目。董建中老师现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研究方向为清代政治史、财政史，著有《督抚互参案》《乾隆御批》等书，组织翻译《清史译丛》第十一辑《中国与十七世纪危机》。

  林乾：雍正继位，非法

  首先，对雍正继位持“非法说”的林乾老师分享了自己的研究成果。他指出，以往的研究都把注意力放在康熙遗诏和“隆科多传末命”上，往往忽略了其它材料。他提醒说，我们最常使用清朝的《实录》，但应当注意，《实录》是后朝给前朝写的，最接近当时的材料应该是《起居注》。《起居注》有一套固定的纂修规则，当日记载、当月成册，加盖翰林院印信，修好之后密封保存，不易篡改。他在阅读雍正朝《起居注册》时发现了不少和雍正继位之谜有关的信息。

林乾在演讲中（资料图）

  一是雍正曾两次提出“让位”。 第一次是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对诸王大臣们说：“尔诸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廉亲王）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第二次是在雍正二年十一月十三日，恰好是康熙去世两周年的忌日，同样是针对允禩，“朕曾降旨，廉亲王心既不服，便当令其代理政事。”此时廉亲王位居四位总理事务大臣之首，此处“代理政事”，即代行皇帝职责。如果雍正是合法继位，为何两次提到“让位”？这与常理不合。

  再看当时的背景，雍正即位之初，受到很大的威胁，遇到几次暗杀威胁。养心殿至今还存有暗道。十三年间除数日拜谒皇父景陵外，从未离开京城。康熙所定木兰秋狩祖制他也没有遵守。

  二是雍正被“逼位”。 雍正二年十月二十七日，“裕亲王保泰于八旗众大臣前将朕所交事件推诿，怒辞求退。自将苏努问罪，保泰恨朕，即与朕异心。伊等设谋，意欲逼朕以合于廉亲王之言，以动众心。朕其奈何，瞠目以俟而已。欲朕谨让，以取庸主之名？朕断不能也。”裕亲王保泰是康熙哥哥福全的儿子，保泰跟雍亲王学习，按理说二人关系应该很好，但恰恰相反，却出现保泰因“迎合廉亲王允禩，昧于君臣大义”被革去爵位。说明雍正初政，遇到极大阻力，因为皇室质疑他得位不正。林乾还认为，这段时期内反对和拥立雍正的人肯定有很长一段时间短兵相接，只是很多真相已难觅踪迹。“逼位”事“著宗人府知道，宣付起居注，并令诸大臣看”，如此重要的政治事件，而《实录》不载。

  雍正朝《起居注册》几乎通篇都在议廉亲王允禩之罪，但廉亲王所管衙署之人即便受到牵连、惩治，也坚决站在他一边，雍正斥之“为叛国之人，必加以重罪，决不姑贷，亦断不姑容”。雍正也时常提醒诸王大臣，要把自己当作皇帝，“尔等毋犹视朕身为昔日之雍王，当念朕身为圣祖之身，承太祖、太宗、世祖、圣祖之天下社稷之身”。这也说明他没有得到诸王大臣的普遍承认。此外，涉及继位之初的起居注，雍正元年前三月没有，涉及惩治允禩、允禟的雍正四年重要月份缺失（四年仅存数月稿本），康熙废太子时期即康熙四十七年也没有，而当时起居注馆一直在正常运行。《起居注》由于其特殊的纂修程序，修改很困难，重要事件年月《起居注》的缺失，不能不令人生疑，或许被销毁。

  然后，林乾回到和继位直接相关的遗诏问题。他认为，遗诏落款日期是康熙去世当天，即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这遗诏决非康熙本意。“合法”派“非法”派都承认，遗诏并不能作为雍正合法继位的有力证据，因为所有的满汉文本落款时间都是康熙去世当天。除非提前知道康熙将逝，否则遗诏不可能在如此仓促的情况下写就。弘旺《皇清通志纲要》 记载：“十三日甲午戌刻，上升遐。亥刻回都。隆科多受遗诏。”康熙、雍正实录也都记载“戌刻，圣祖宾天”。即当天晚上七到九点，“当此深夜”，安奉大行皇帝回京。他还举出台湾学者李学智先生所藏满文《上谕档册》 中的一份材料：“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四日，诸阿哥等奏：恭阅尚书隆科多撰书遗诏。奉旨：是。著交内务府、翰林院会同撰写”。这条材料明确说明康熙去世次日遗诏还没有缮就。而且，十一月十六日，宣读的遗诏仅为满文本，因此御史联名参奏鸿胪寺官员失职——为何没有汉文本遗诏。雍正答称：“且宣读清文诏书时，大小臣公既已共闻，即与宣读汉字诏书无异”。

  最后，林乾指出，雍正用《大义觉迷录》来封口对他继位的质疑。曾静案发后的当年（六年）十一月，雍正发布长篇谕旨，为策反书加给他的“十条”定论，此时湖南等地尚未对案情全面审理，雍正却亟亟乎“未审先判”。后来又下令把《大义觉迷录》刊刻发布，要求全国各地学宫备存、宣讲，这就是他继位的标准答案。雍正继位的质疑贯穿雍正十三年，甚至可以说，在宗室王公大臣心目中，他不是康熙指定的继承人。

  董建中：雍正继位，合法

  随后，持“合法说”的董建中老师提出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寻求真相建立在两个基础上：一是证据，二是逻辑。

董建中（资料图）

  林乾老师在演讲中曾引用台湾学者李学智先生收藏的满文《上谕档册》。董建中老师也引用了其中的康熙遗言：“……雍亲王第四阿哥人……尊贵……我……很像……大统……把……交付……能……我……继位……坐说了。”这当然是满文的汉文直译，其实就是人们所熟悉的：“皇四子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即皇帝位。”如果档册为真，那么这道满文上谕，就是雍正合法继位的最直接证据。可是有学者引用了它，却又说缺失了由谁继位的记载。董建中强调说，有了材料与逻辑还不够，研究者还要尽量抛开入主之见。

  董建中老师认为，雍正继位问题的争论，有一个不言自明的前提，就是认为继位有一个真相，不论是合法还是非法；相关所有历史现象在此真相之下基本上都能到解释。对林乾老师说《起居注》中雍正“让位”的记载暴露了雍正继位不正的问题，他认为，如果雍正认为《起居注》有见不得人的记载，他完全有能力将它删改或是毁掉，但这些内容仍留存至今，也就说明并非见不得人，关键还是在于如何解读。合法说对此也完全能够讲得通，一切都在于雍正继位的特殊状况。他“无意于大位”却又是“骤登大宝”，他深感康熙的“付托”之重，希望众兄弟辅佐他，使他成一代“令主”，而现实却是诸兄弟并不服他；“让位”的说法，与在得知曾静说他“弑母逼母、杀兄屠弟”等十大罪状后，他所说的“似此大清国皇帝做不得矣！还要朕怎么样？！”一样，都是他无奈、委屈到极点的表达。

  针对林乾老师提出的遗诏 问题，董建中老师说，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十三日的书面遗诏问题，前辈学者已经彻底解决了。遗诏肯定不是康熙去世当日写就，遗诏康熙的自述内容就是取材于五十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的康熙“面谕”，但这并不构成否认遗诏中康熙位传雍正的理由，因为历史上包括清朝的许多遗诏虽是以老皇帝的口气书写，但实际上都不是老皇帝真正的“遗言”，可人们并不质疑遗诏中传位的真实性。而且，康熙五十六年“面谕”最后明确说：“若有遗诏，无非此言”，也就是说，不管哪位皇子当皇帝，都会从此面谕中取材写入“遗诏”的。持合法说的冯尔康先生在此的立场就很公允，他说，此遗诏不能作为康熙指定雍正作为接班人的依据。当然，它也不能作为判定雍正继位非法的依据。换言之，遗诏不能证明雍正继位为“真”，也不能证明为“假”。

  除了公之于天下的遗诏，雍正继位问题中，还有一种遗诏，就是经雍正篡改而得以继位的遗诏。其中一种是广为人知、但已无人坚持的是“十”为“于”的说法。但问题不是如此简单，在康熙四十二年四月苏州织造李煦奏折的朱批中有这样的话：“特赐御草书扇二柄赐李煦，扇一柄尔即传于宋荦。”康熙写的是“于”而不是“於”，宋荦所上谢恩奏折中抄录此话，写的也是“于”。说明大臣也是完全认可这个“于”字的。这意味着，改“十”为“于”是完全可以成立的。那么像这种篡改遗诏说法究竟该怎么看待？看看背后的逻辑就知道了。雍正若是依据篡改过的遗诏继位，那这就是他即位的凭据，是第一等的证据，当有人质疑他继位合法性时，他可以再度公之于天下；即便是雍正将篡改的遗诏销毁了，以后当他感到到需要时，完全可以再做一份出来。事实上呢，雍正任何场合讲自己继位情况时，从未说起过这种遗诏。还有，雍正继位后，实行了中国历史从未有过的秘密立储的作法，若他真的是经篡改遗诏而得到皇位的，那么他的这种事先写好接班人的立储形式，不正好为不法之徒提供了最好的篡改机会吗？这可能吗？结论就是：篡改遗诏的说法不能成立。这一结论在雍正继位争论问题上也意义重大，就是，雍正自己的继位凭据不是有形的，他没有一纸书证，也正因如此，后人可以永远质疑下去。按照雍正的说法，他是凭康熙口头遗言也就是“末命”继位的。

  董老师说，雍正继位问题的证据有很多，但这些证据并不是等价的，应该特别关注最核心证据。雍正当年在《大义觉迷录》中就已经为自己的继位作了辩护。许曾重先生就认为其中记述的隆科多与七位皇子面承末命，也就是听康熙口述传位遗诏一事，是雍正论证其继承皇位合法性的“唯一根据”，这极富见地，换言之，能推翻这一记述，雍正的合法继位自然就否定了。从孟森先生以来，不少学者都对此做过努力，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而持合法说者在近些年在这方面更是有了推进。比如杨启樵先生经考察得出结论：步军统领与护驾无关，身为步军统领的隆科多并不是过去所说的“口衔天宪，处分嗣统”。董建中老师认为，隆科多要同时满足五个条件：一，他在大统授受现场；二，他无力掌控场面；三，他与胤禛无密切关系；四，他位居顾命大臣，没有篡改康熙帝所指定接班人选的必要；五，他既是康熙帝的“忠臣”也是胤禛的“功臣”。 那么，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隆科多忠实地传达了康熙立雍正为帝的末命。

  最后，两位老师表示，无论篡位说还是合法说，只要是认真的学术探讨，都是有益于雍正继位真相的揭示的。通过新的研究视角，特别是满汉文档案等的发现，我们能够越来越接近雍正继位的真相。期待雍正继位之谜，他日可以揭开。

  （本文据现场录音整理，经两位老师审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