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反对父亲的逼婚，她可能不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原标题:如果没有反对父亲的逼婚，她可能不会成为中国第一位女教授

民国时期，上海外滩码头送走了一批又一批留学生。图/feitan

  文/ 谭山山

  头顶中国近代史上诸多“第一”头衔的陈衡哲，和今天的女性一样，曾面临着事业、情感、婚姻的诸多艰难选择，以至于她感慨道：“一个女子的天才，若是逸出了家庭范围之外，则她的唯一出路只有独身主义。”

  上海外滩码头上“中国号”汽笛响起，送别的人挥舞着手臂，凝望着自己的亲友，有的甚至发出嘤嘤哭声，而这条船上装着一批特殊的客人——第一批获得清华奖学金的九名女留学生，这天是1914年8月15日。

  留学生之中，有个女孩与众不同：只有她没有哭泣的母亲或其他亲人来送行。因为她受不了跟母亲离别的场面，早早就跟家人说不要送别。这个女孩，就是有着诸多“第一”头衔的陈衡哲：第一批赴美留学的女留学生的一员、“五四新文学的第一位女作家”、中国第一位女教授。这一年，她24岁。

陈衡哲

  “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

  父母之外，对陈衡哲早年生活产生过重要影响的有两个人，一个是她的姑母，一个是她的三舅。三舅常常对她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她三舅希望她有造命的态度，也相信她能创造自己的命运。她确实是这么做的，也做到了。

  对命运的第一次抗争，是她7岁时拒绝缠足。她很幸运，当时社会上已经有开明人士抨击缠足的陋习，而她的父母从来不强迫孩子做任何事，让她得以保持一双天足（不过家里有客人时她还是下意识地把这双“船脚”藏在桌脚或椅子后面）。

  她的第二次抗争，则是13岁时离开父母，打算去广州上西式医学院。她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上学，跟她十一二岁对梁启超、谭嗣同的崇拜有关：梁启超的思想让她年轻的头脑兴奋不已，谭嗣同的生平则让她热血沸腾。她曾经想当个穿白袍、骑白马、举着白旗，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中国式贞德，但梁谭二人的榜样力量让她最终确定了知性发展的人生道路。要实现这个志向，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获取必要的知识和训练。

缠足对于当时的女性来说，束缚的不只是脚，还有思想。图/中国图库

  她的第二次抗争，则是13岁时离开父母，打算去广州上西式医学院。她为什么这么执着于上学，跟她十一二岁对梁启超、谭嗣同的崇拜有关：梁启超的思想让她年轻的头脑兴奋不已，谭嗣同的生平则让她热血沸腾。她曾经想当个穿白袍、骑白马、举着白旗，带着战士们冲锋陷阵的中国式贞德，但梁谭二人的榜样力量让她最终确定了知性发展的人生道路。要实现这个志向，就必须接受教育，以获取必要的知识和训练。

  于是，在13岁的这一年，也就是1903年，陈衡哲独自一人坐上了现代化的蒸汽船，前往广州。其时，虽然已经出现了各种新式学堂，但女子教育尚未纳入教育系统——陈衡哲想上能接受西式知识训练的女子学校，除了她不喜欢的医学院，似乎也没有太多选择。

  因为年纪太小，陈衡哲在广州没被医学院录取，最后入读上海一所中英女子医学院。这所学校除了为她打下扎实的英文基础，其他一无所获。

当时的蒸汽船，还有蒸汽时代特有的浓烟。图/amuseum

  接着，17岁，陈衡哲迎来了人生又一个挑战：她父亲让她回成都，家里有一门亲事在等着她。她坚决反对，表示自己“永远不结婚”——她的不婚主张直到去美国留学，遇到日后的人生伴侣任鸿隽后才有所改变。即便如此，她也是和任鸿隽做了4年朋友才答应和他结婚的。

  她曾感慨：“一个女子的天才，若是逸出了家庭范围之外，则她的唯一出路只有独身主义。不幸独身主义亦是一种违反人情的制度，可作为例外，不可作为常态。”

  父女俩的对峙，以她晕倒、父亲软化告终。她父亲答应不再提起她的婚事，还开玩笑说要在衙门后面给她造个尼姑庵。在成都待了一年后，她再次孤身上路，去常熟的姑妈家借住，等待一个未知的机会。

陈衡哲与丈夫任鸿隽。

  “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

  在常熟，陈衡哲首先要面对的是经济上的窘迫。她父亲说，如果她继续上学，就每年给她60块钱，否则一切她自己负责。上海那个医学院她是不想再去上了，但她也不想向最敬重的三舅求救（当时她三舅因丁忧在老家常州守丧）。她害怕三舅质疑她：“什么？你的人生就是这样吗？全面失败，没有未来？”亲人的信任和关心反而让她不敢诉说自己的失败。

  在姑母家，她经历了1911年辛亥革命带来的亢奋期。她把自己定位为“旁观者”，“在举国皆狂的时期，我却不知不觉地长成了一个头脑冷静、不报任何幻想的女子”。

  1913年冬天，经姑母介绍，她在常熟乡下当起了家庭教师，教国文、算术和基础英语，月薪20块，其中的10块拿来替返乡的父母支付房租。她经常忧郁地自问：我这样活着到底为什么？这种生活和父母包办的婚姻生活有什么两样？

革命党人在湖北军政府前合影，1949年5月16日武汉解放后，中共湖北省委也曾在此办公。图/360doc

  转机在1914年来临。5月的一天，陈衡哲在报上看到了清华学校（即清华大学的前身）招募首批十名赴美女留学生的消息。这次招考没有学历要求，只需满足“体质健全、品行端淑、天足且未订婚，年在二十三岁以内”条件的女孩皆可报考，通过考试的话，就能获得奖学金去美国学习5年。姑母支持她去参加这个考试：“要是不成功只有我知道；要是你成功了，那全世界都会知道！你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当时一共有41人报名。笔试持续一周，每天上午考三门课，下午考两门。考试的科目中，有一半是陈衡哲从来没学过的，比如英国历史、美国历史、几何、三角、大代数等。

  她有投机取巧的时候，比如考美国历史时的一道题目：“安德鲁·杰克逊为什么被弹劾？”她回答“因为他违反了宪法”，而且觉得自己这样回答十分聪明。后来她得知，她的美国历史不及格，那些含糊其辞的回答都没有得分。

  大部分时候，她回答自己知道的东西，不知道的就不回答。那些她完全没学过的科目，她留下这些字——“从来没学过这个科目”，然后交了白卷。负责招生的人告诉她，这个举动给他们留下了很好的印象。

  陈衡哲和其他八位女生启程前往美国之时，一战已经爆发，欧洲战火熊熊。在自传中她这样写道：“耐人寻味的是，当整个世界将要被这场巨大的军事冲突改变时，中国的整个国民生活也将因政府首次派遣女生留美而发生巨变。

  这是因为，和过去政府派到西方国家的很多年轻男子和特使不同，这些年轻的女孩不是被派到西方国家去建立政治或军事方面的关系的。她们被委派去学习西方国家的文化。这种对文化的腔调培养了日后许多美丽的友情，最终在人们的心中——而不是在播种战争的政治领域，为一种无形但强大的联盟的建立撒下了种子。”

  第一批赴美留学生归国后合影，他们读大学之后大多不愿穿中式服装，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人索性把辫子剪掉，只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图/todayfocus

  “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

  来到美国后，陈衡哲首先进入位于纽约州的普特南女子中学学习。那时的留美学界有两件大事，一是白话文学运动，一是科学救国运动。两大运动的提倡者分别是胡适和任鸿隽，也就是日后与她关系最密切的两个男人。不过彼时陈衡哲对他们俩只闻其名，未见其人。

  1915年秋，陈衡哲以Sophia Hung-che Chen的名字入读瓦萨女子大学，专修西洋历史，兼修西洋文学。她的大学生活，在她1917年发表的白话小说《一日》中有所反映：好奇的美国女生问同宿舍来自中国的张女士，“中国的房子是怎样的？也有桌子吗？我听见人说中国人吃饭、睡觉、读书、写字，是都在地上的，确吗？”

瓦萨女子学院，后来成为一所男女合校的学院，更名为“瓦萨学院”。图/Sohu

  夏志清在《中国现代小说史》中认为，中国最早的现代白话小说应该是陈衡哲这篇《一日》，而不是以往公认的鲁迅的《狂人日记》。证据是胡适为陈衡哲作品集《小雨点》写的序言中提及：“当我们还在讨论新文学问题的时候，莎菲却已开始用白话做文学了。《一日》便是文学革命讨论初期中的最早的作品。”

  《狂人日记》发表于1918年，《一日》则发表于1917年，只是，一则《一日》发表在《留美学生季报》上，国内乏人看到；二则《一日》比较稚嫩，“差不多不算是一篇小说”（任鸿隽语），故而第一篇白话小说的名头，落在了《狂人日记》上。

  任鸿隽和陈衡哲相识，即缘于《留美学生季报》。在《五十自述》中，任鸿隽回忆自己如何被陈衡哲的才情折服：“余读陈女士之文而识其名，盖自前一年余主编《留美学生季报》得陈女士投稿始。当时女士所为文曰《来因女士传》……文词斐然，在国内已不数觏，求之国外女同学中尤为难得。余心仪既久，1916年夏与陈女士遇于伊萨卡，遂一见如故，爱慕之情与日俱深，四年之后乃订终身之约焉。”

陈衡哲——《小雨点》

  以任鸿隽为开端，陈衡哲结识了在美国的胡适、杨杏佛，以及在国内的蔡元培、朱希祖等风云人物。其中，胡适更视陈衡哲为平生知己。唐德刚在《胡适杂忆》里说，陈衡哲是胡适提倡“诗国革命”、“文学改良”的烟士披里纯（inspiration，灵感），“所以新文学、新诗、新文字，寻根究底，功在莎菲”。这话虽然言过其实（在陈衡哲尚未跟胡适通信之前，胡适早已试写白话诗了），不过，任鸿隽、杨杏佛等人都反对胡适搞文学改良，陈衡哲却积极响应他，也是事实。

  1920年，陈衡哲学成归国。这一年，她成为北京大学第一位女教授（也是中国第一位女教授），并与任鸿隽成婚。能让抱定独身主义的她改变主意，与任鸿隽的这一表白不无关系：“你是不容易与一般的社会妥协的。我希望能做一个屏风，站在你和社会的中间，为中国来供奉和培养一位天才女子。”

  陈衡哲在当时学界的地位之高，从今圣叹所著《新文学家回想录》中所举的一个例子可见一斑：她曾被西南联大请去做讲座，头两排留给教授们坐，但来的教授太多，就连姚从吾、雷海宗等几位名教授都只能站在台角听。讲完后教授们纷纷上前向她握手致敬，有叫她“老大姐”的，有叫她“陈先生”的，但没有人叫她“任太太”——虽然此时她已辞去教职多年。

  本文首发于《新周刊》429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