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带一路与跨境资产管理：新功能、新趋势

　　12月12日,2017首届亚太资产管理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在主题为“一带一路与跨境资产管理:新功能、新趋势”的圆桌分论坛上,由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主持。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巡视员兼副局长、挖财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华融证券副总经理高鹤,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明、中民金融首席投资官何启贤共同参与主题讨论。

　　凤凰网WEMONEY讯 12月12日,2017首届亚太资产管理高峰论坛在杭州举行。在主题为“一带一路与跨境资产管理:新功能、新趋势”的圆桌分论坛上,由香港大学中国金融研究中心主任、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院长宋敏主持。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巡视员兼副局长、挖财研究院院长白津夫,华融证券副总经理高鹤,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司长郭松,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黄王慈明、中民金融首席投资官何启贤共同参与主题讨论。

　　十九大报告曾明确指出,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重点,遵循共商共建共享原则,加强创新能力开放合作。如何在跨境资产管理和财富管理领域,以“一带一路”为重点、辐射亚太地区,通过共商共建共享,提升跨境资产管理的创新能力和开放合作水平,更好地满足企业、个人在新时代的需求,成为跨境资产管理领域的重大课题。

　　以下为圆桌讨论文字实录:

　　主持人:赵威博士从保险业的角度,从保险与投资双轮驱动这样一个格局,特别提倡在“一带一路”过程中如何有百花齐放的模式,他也提出了很多的期待,特别两个期待是产融结合的命运共同体,风险管理的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大合唱的组合,同时也提出了四个憧憬与期待,就是保险业在对外开放的体系中能够有个顶层设计的充分考虑,地方政府和保险行业、保险企业能够积极互动,“一带一路”在服务体系中,保险能够作为一个体系化的服务,最后还有一个期望,就是互利共盈。我相信赵博士的期望一定会得到实现!谢谢赵威博士!

　　各位朋友,刚才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我们5位嘉宾从不同的角度,从国际、国内、业界、智库等等的角度,对“一带一路”与跨境资产管理新功能、新趋势这样一个主题进行了分享,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再次感谢各位嘉宾的分享!

　　抱歉,我晚了大概十来分钟,下面我把接力棒交给下一轮的嘉宾主持人,我的好朋友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的院长宋敏院长,大家欢迎!

　　宋敏:首先,对主办方对我的邀请表示感谢!我们这个环节是讨论环节,而不是主题发言环节,我们讨论的主题还是和刚才的主题演讲环节是一样的,是“一带一路”的跨境资产管理,我先做一个非常简单的开场白,然后再把我们的重要级讨论嘉宾邀请上台。

　　我自己的理解,因为想为后面的讨论嘉宾有一个铺垫,我想我先抛出我自己对“一带一路”跨境资产管理为什么现在成为一个这么热的话题,我先讲讲我的一些理解。我觉得这个问题为什么突然变得那么热,可能和我们整个宏观经济的发展方向、变化有关。大家知道,从70年代末的改革开放,中国经历了近40年的高速发展,这个高速发展我觉得是基于两方面,一方面就是中国从无到有,有很多地方需要投资,许多产业需要发展,许多消费产品需要提供,所以有大量的投资机会。同时,因为中国相对高的储蓄率,也给我们这么高的投资机会提供了非常丰富的资金来源,所以在近40年的高速发展过程中,中国的资产配置、资产管理其实应该说是比较简单的事情,因为有这么多的投资机会,包括产业、基础设施、城市化里的很多投资机会。

　　对于居民的资产配置,好象也比较简单,因为中国在快速的城市化过程中,土地的升值,各种城市服务质量的提升,带来了房地产市场、房地产价格的大幅度上升。所以中国这些年可能最好的投资,刚才浦永灏先生也提了一点,恐怕还是房地产,超过很多很多产业的发展。问题是这样一个模式还是否可以延续下去?是不是在资产配置中还是买房地产,在下面十年是不是最好的配置?这就是我们现在需要深入思考的,因为我们进入到一个新时代,新时代的经济发展模式,按照十九大的精神,是从数量到质量,从简单的高速增长到有质量的增长。同时,很多低端或者中端的投资机会已经没有,所以在简单的投资产品中不一定有这么好的投资回报,反过来说这些产业必须要升级,城市化要深化,房地产的投资是不是还是先简单的就有快速的上升,这都是需要思考的,这是从国内的情况来看。

　　那么在这样状况下,除了要产业升级、质量调整以外,中国现在也在提倡“一带一路”,也就是说“走出去”,中国从简单的引进来到今天的引进来“走出去”,所以从资产管理方面,不仅是国内机会没有前40年这么多,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新的发展机会,也就是说中国进一步的开放。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今天的讨论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跨境的资产管理。

　　在这个环节,我们非常有幸地邀请到以下的嘉宾,他们是:

　　白津夫,中央政策研究室经济局原巡视员兼副局长、挖财研究院院长

　　高鹤,华融证券副总经理

　　郭松,国家外汇管理局资本项目管理司长

　　黄王慈明,香港投资基金公会行政总裁

　　何启贤,中民金融首席投资官

　　宋敏:我们今天嘉宾阵容非常豪华,而且组合也非常的合理,我们有研究中央政策的专家,前官员。也有国企的金融机构的总经理,还有政策制定者,目前在中央国家外汇管理局管资本项目的。另外,我们有两位是从香港来的嘉宾,一位是代表了投资基金,另外一位是由两重身份,一是从香港过来,二是代表民间的机构。我是刚上任一个星期,我也是香港大学的教授,某种意义上可以代表香港学界的声音。所以我觉得我们的组合非常好。

　　今天讨论的主题是“一带一路”跨境资产管理。我觉得跨境资产管理如何配合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和回报是怎么样的,如果我们要在这样“一带一路”国家进行资产配置、资产管理,如何配置这个资产,如何规避“一带一路”国家的风险。与资本项目开放有什么关系?另外,与人民币国际化又有什么关系?另外,香港到底能够在当中起什么作用?这些问题是在座嘉宾可以非常好的和大家分享的问题。

　　因为时间原因,我不多说了。我们开始第一轮,每一位嘉宾3-5分钟,然后我可能会问一些问题,如果有时间可以再问一些问题。

　　白津夫:这一轮的主题,我觉得特别好,“一带一路”与资产管理,我本人虽然对这个没有更深的研究,但是从政策层面我来理解,“一带一路”加强资产管理,现在越来越成为一个风口。“一带一路”从两个层面上,一个就是“一带一路”核心是互联互通,“五通”重中之重是资金融通,我们要打造多层次的资金平台,要构建多元的投融资网络,加大资金的支撑,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一带一路”建设进一步扩大了投资的需求,放大了资金的效应,所以这两个层面上对资产管理提出了新的需求和新的要求。

　　我本人听了上下午一些专家的观点,我很赞成我们现在加入大资管的时代,大资管不仅仅在资金的结构上是多元的,主体是多元的,更重要的是这个大资管,上午我注意到有位先生讲到,海航的先生,是真正把资管和实体经济投融资结合起来,所以进一步放大了资管的内涵。

　　我个人在这一轮想强调的我的观点是在大资管这样的背景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功能性的资管,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仅从理财这个意义上来研究资管,我们要从优化配置的角度,资产配置的角度,来关注资管。

　　谢谢!

　　高鹤:非常高兴能来参加这个论坛!这个论坛的主题把今年的热点全部给涵盖了,“一带一路”、资产管理、亚太和跨境,基本上把中国今年的大事都涵盖在里面。能够把这几个热点的主题词含在一块儿,我觉得和中国的经济发展,包括十九大的战略是密切相关的。我谈一些我个人的体会,三个方面:

　　第一,我是认为资产管理业务可以在国家“一带一路”的推行战略当中,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根据我们国家“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一带一路”的核心在于“五通”,政策沟通、设施连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其中贸易的畅通、设施的连通,我认为就像一个人的血管一样,但是真正要做到血液的流通,那就是资金的融通。资金融通了才能做到民心相通,所以我觉得资金的融通,第一“一带一路”的建设非常关键,而资金的融通当中资产管理业务不可或缺。实际上,从已有的这两年“一带一路”战略的建设过程中,也看出资产管理业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包括我们国家的丝路基金,有400亿美金。还有中非发展基金等等,这些基金在里面,我们知道“一带一路”建设主要有传统的政策性银行,还有传统的国际金融机构,还有开发性银行等等,他们提供的大部分是在线类资金,而股权性资金实际上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是非常迫切的,这就需要资产管理业务,包括刚才提到的中非基金等等提供股权性支持,通过股权类资金带动债券性资金的发展,来弥补建设资金投资的缺口。上午有几位嘉宾提到,“一带一路”每年的资金缺口大概在8000亿美元左右,它需要股权和债券,这个时候资产管理业务可以针对不同的项目、针对不同的国别设计相应的方案,所以这两个词连在一起,我觉得今天这个论坛是非常有道理的。

　　另外,我想讲一下,“一带一路”的提出,也为我国的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了丰富的机会。有人对“一带一路”64个国家做了一个分析,大概可以分三类,一类是人均收入12000美元以上的,一共是18个国家,还有20个国家是处于4000-12000美元之间,还有25个国家是中等收入经济体,是1000-4000美元之间的。其实这些高收入国家有理财财富管理的需求,而高收入国家里还有一些不靠能源的这些国家,有大量股权投资的需求。在这些中低收入国家里,基础设施的建设需要大量债券性资金的需求,这对资产管理业务提供了大量的机会。上午巴曙松教授也提到,在“一带一路”的国家当中,有22个国家的信贷利率水平在10%以上,这是中国十年以前非常类似的,提供了丰富的机会。还有资产债券率在这“一带一路”中有很长的路要走,提供了丰富的机会。那么我们在提供资产管理业务中,我们需要根据不同的国体、经济体来提供不同的资产管理业务服务。

　　我就说这些,谢谢!

　　宋敏:我先有一个问题,你待会儿回答。你刚才说的非常好,跨境资产管理是为“一带一路”的战略带来支撑的作用,我们必须要有资金。另外也说到“一带一路”为我们的资金找到了一个投资的机会,不光是资金,对投资者也是很好的机会。我想问一个问题,华融证券在这里面有什么样具体的想法?怎么样把资金带到“一带一路”战略,华融证券在这里面有什么样的特色?待会儿再回答。

　　郭松:题目很热,我还是诚心诚意地提醒大家,投资的时候,还是要冷静决策。如果大家认真地去分析我们63个所谓“一带一路”沿线的国家,这里面的政治风险,我们可能要充分考虑到。政府更迭等等对你投资的安全有没有保障,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汇率的问题,刚才有嘉宾已经提到过,因为国家很多,这些国家的汇率波动非常大,既然投资出去,那么汇率风险是一定要考虑的因素。当然,还有一个和我业务有关系的内容一定要提醒大家,就是这65个国家中,很多很多国家都是有外汇管制的,钱可以投过去,热烈的欢迎,但是当你想把钱撤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非常困难的。所以我希望我们去投资的时候,一定要对当地的环境有比较充分的了解,然后再根据当地的环境来设计你的投资方案,而不要头脑冲动,头脑一热就去投了。机会是很多,但是风险也很大。

　　我先说这么多,谢谢!

　　宋敏:我自己非常认可郭松的观点,要提醒国内金融机构和企业,出去投资不能带着在国内形成的投资习惯。好象投房地产很赚钱,或者投哪个产业很赚钱,因为有政府支持等等,把这样的心态带到“一带一路”国家,我觉得会犯大错误,就是一定要了解当地的国情、民情。

　　我先问一个问题,在“一带一路”跨境资产管理,国家外汇管理局对资本项目这块是怎么思考的,我相信也是有风险和机会的。待会儿再回答。

　　黄王慈明:首先,感谢主办方今天给我这样的机会和大家分享。虽然,我说话的时候有一些口音,但是我从一个比较国际的层面来谈这个问题。因为我们工会是一个行业的协会,我们大部分的会员公司都是一些跨国的基金管理公司,他们主要投的都是一些上市的股票、债券,投在比如说风控或者VC、PE的比较少。但是,我们看到有一个趋势,就是越来越多我们的基金管理公司,下面他们替客户管的钱,尤其是养老金、保险,还有其他的机构投资人,全球的一个趋势就是过往配置的时候,主要是配置在债券或者是股票类,比较传统的。但是过去几年,因为回报都比较偏低,他们都是很积极来争取投在一些另类的投资,那么基础设施就是其中的一类。

　　在这个大的环境下,“一带一路”推出来,我觉得时机是很好的,也是配合投资人的需求,但是刚才提到的一点,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其实也应该想一想,你有这么多的选择在投资基建的项目,那么除了“一带一路”以外,美国、欧洲或者其他地方,其实很多地方都想争取这个资金来投在他们的基础建设上。譬如说美国,他们就是说要一万亿美金,未来几年要投在他们的基建。其实,从投资人的角度有很多选择。刚才博士提到很重要的一点,风险是怎么样去把握的,我为什么要投在这个地方?我想我们一会儿可以讲讲,在投这些“一带一路”计划的时候,海外投资人他们碰到一些什么样的痛点,我们应该怎么样掌握的更好。一些海外投资人是有兴趣,但是这个概念对很多投资人太虚了,而且里面很多风险,其实他们掌握不了,我们一会儿可能在花多一点时间,向其他人去请教一下你们是怎么样去分析这个风险。

　　宋敏:谢谢!还是讲到风险,刚才讲到“一带一路”基础设施,可能不一定比在发达国家的基础设施投资要来得好,风险可能更大。所以我想就这个我也问一个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你觉得香港的作用、香港投资基金和我们内地的投资基金,在它的优势方面,会有会有一些表现?因为它比较国际化,它的分析能力可能更加接近国际标准。总而言之,我想从基金的角度,看看香港能否起一个特殊的作用。待会儿再回答这个问题。

　　何启贤:谢谢!各位领导、各位嘉宾,下午好!我从资管行业去分享一些我对“一带一路”的想法。我过去在资管行业工作大概20多年,也是从国际金融机构,包括摩根资产管理等做投资以及做资管的管理。现在我代表中民金融怎么去看“一带一路”现在发展的一些机会。

　　如果从跨境业务资产去分析这个情况,我们看到在香港过去的十年,其实香港政府也非常的配合我们的国家在“一带一路”也好,人民币国际化的发展也好,但是过去的十年主要的一些项目也好,一些比如说发展的过程也好,主要是在二级市场为主。我举几个例子,比如说从2007年国家在资管发展QDII(音译)海外投资的产品,然后2011年从香港发RQF(音译)投国内的一些投资的产品,但是从国内投海外也好,海外投国内也好,都是单方向的一些产品为主。但是我们有一个新的阶段,就是从2014年有深港通,还有今年的债券通,都是双方的投资方向,就是国内的投资者可以投海外,海外的投资者可以投国内。所以我们已经进一步在跨境资产管理产品有一个新的方向。但是,新的产品,过去两年我们也看到有基金顾问,就是香港的基金可以在国内销售,还有就是国内的一些基金产品可以在香港销售,这些也是最近我们几年在这方面的情况。但是,“一带一路”这方面,我觉得对未来的资管行业发展的新路线,我觉得机会是蛮大的。

　　第一,过去的十年主要是在二级市场,但是“一带一路”的一些投资项目主要是一级市场为主。另外,投标的也有60多个国家。但是我们传统去了解这个产品,是从一些交通行业为主,能源行业为主,包括一些房地产为主。但是,我觉得未来发展的方向就是中民金融也准备在2018年发一个“一带一路”的基金,我们会用一个比较创新的风格去投资“一带一路”概念,不单只是包括我刚才讲的能源也好,交通也好或者是房地产也好,也会包括金融行业,也包括一些科技行业,一些新兴行业,在这些沿线国家去发展的,未来会给投资者带来更高收益的一些项目。所以这是我们对未来发展的一些想法。

　　宋敏:谢谢何先生,您刚才讲到双向的渠道已经在打通,两级市场的沪港通等等。也讲到在沿线国家有更多的机会。就这个问题我想再请教一下,刚才说到你们已经准备成立“一带一路”的基金,用一种创新的方法去参与到“一带一路”国家的建设中。那我想了解一下,是什么样的创新方法,另外和这个相关的就是创新的方法里,是不是包括了和当地的民营资本的合作或者说当地政府的合作,或者是和国有金融机构做所谓的PPP这样一种模式,还是有其他的创新方式,能不能给我们在座的分享一下。

　　何启贤:我从两个方向去和大家分享我们未来的布局。第一,就是香港作为“一带一路”的超级联系人,香港是一个国际金融中心,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第一就是在香港人民币在离岸存款占全球大概50%左右。在离岸的人民币交易是超过70%。所以香港作为我们海外的平台,是非常的重要。另外,我觉得投资在那么多的国家,要看那么多的项目,自己的团队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是不足够的。因为我们要覆盖那么多的项目,现在我们已经和很多外部的合作伙伴去探讨我们怎么样去合作。因为有很多全球的资管公司,他们的团队、资源也蛮丰富的,他们过去投资不同行业的一些经验也非常的宝贵。所以,我们希望和不同的外国合作伙伴去投资一些项目,在不同的行业也好,不同的地区也好。还有就是本地的一些投资者也非常的重要,因为他们是非常了解当地的一些政治以及经济的情况,以及非常了解在投资某一个国家的风险在哪里。所以,我们是通过不同的方法去把“一带一路”的基金弄好,希望未来的时候,能够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一些很好的回报。谢谢!

　　宋敏:你强调了还是要和当地的机构、政府合作,这样他们会帮助我们理解当地的文化、制度等等。你刚才讲到离岸市场,是不是也要利用离岸市场的融资优势,“走出去”不光是用我们自己的钱,还可以用离岸市场、当地金融市场可能更便宜的资本,这样的话资金投资和负债可以更加匹配,是不是这个意思?

　　何启贤:对。因为基金的来源可以分两方面,我觉得国内有很多企业都希望可以投海外的“一带一路”项目。另外,我过去接触一些比如说机构客户也好,在海外一些主权基金也好,他们也希望在海外能够从他们的基金投一些比如说“一带一路”的基金也好,项目也好,所以我觉得基金的来源可以是多方面的。

　　宋敏:谢谢!您提到离岸市场,所以我也想问黄王慈明女士,我刚才问香港的作用,特别是香港基金相对于内地的资产管理机构,到底有什么优势?是不是资金成本低,因为离岸市场等等。还是因为信息方面的优势?就是香港的特殊性在哪里?

　　黄王慈明:讲香港的市场,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就是关于这个“一带一路”,是香港金管局扮演的角色。在这里,我虽然不是金管局的雇员,但是它已经成立了一个基建融资出境办公室,这个机构就是希望在“一带一路”的计划里提供一个桥梁的纽带作用,在里面有提供各方面的作用,主要是信息交流的平台,还有投资以及帮一些有兴趣投资或者是当地国家有兴趣开展他们项目的一些参与者,也希望透过这个机会把这个产业链的各方面人聚在一起,去交流,把碰到的问题一起来交流,怎么样去解决。所以我觉得这样的一个平台,其实对香港是很重要的,也对整个项目的推广非常重要。

　　那么在这个过程中,行业是怎么样和机构沟通。我们通过很多交流的会议,还有就是一些项目,譬如说把一些海外投资者关注点,譬如说他们如果要投在某一个市场,如果单独进去,其实风险很大,因为你投的时期很长,你可以说我可以投在一些PPP的计划,但是大家也了解,很多这些国家其实P就是公众或者是政府这一关,你今天和他合作,几年以后可能改朝换代,完全不一样,那么这个风险怎么样去管理?所以很多时候海外投资人,他们不参与一些绿地的投资,他们反而透过一些债券或者项目的债券来投,而且也希望一些多边的机构可以承担前期的风险,海外投资人可能参与的就是在后期,尤其这个项目已经落地了,已经有一个基本的基础,他们才参与。所以透过这个平台,很多时候就把这些诉求可以集中起来,反映给有关的机构,或者是怎么样汇聚这个基金,从汇集的模式、合作的模式,甚至能不能定出一些行业的规定,譬如说你要发债,什么样是比较好的一些国际的惯例,你的债券、你的条款是应该怎么样,所以我们其实是通过这样的平台凝聚整个产业链的专业基石,来发挥香港的作用。

　　宋敏:我觉得黄女士举了非常好的例子,就是香港金融管理局,它是一个政府机构,但是它也提供了很多的服务,就是在“一带一路”的投资,根据它的优势,很多信息方面它提供了很多的服务。香港是中国国际化程度最深的国际都市,所以香港集聚了大量的国际化人才,金融人才、法律人才、会计人才,还有其他的商业服务人才,香港具备了一大批比较懂国际规则的人才,香港的信息量是很发达的,媒体等各种各样的信息,应该是没有障碍的,是和全球完全联网的地方。再加上刚才讲的政府的一些支持,我觉得香港在我们今天讨论的主题里,应该可以起相当大的作用。据我的理解,我们很多金融机构“走出去”的第一站就是香港,把国际化的平台是放在香港,香港做好了以后再放到伦敦和纽约,所以我个人认为香港的作用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谢谢黄女士!

　　下面请郭松先生,你从资本项目管制的角度来谈谈。

　　郭松:既然“一带一路”是国家战略,作为国家外汇管理局一定会是全力支持,无论是在环境好还是环境不好的情况下,我们都是积极支持。整个资本项目我们叫做可兑换或者可兑换程度来说,直接投资是放的最开的,跨境的信贷居中,证券投资放的还不是那么开。直接投资的放松,一方面是我们吸引外资,我们30多年都利用这个政策,现在我们叫做“走出去”战略,其实提出来也应该有十几年,应该是2000年左右提出来的“走出去”的发展战略。作为一个战略,包括“一带一路”,我们从外汇管理的角度是一定会积极支持的,哪怕是在去年环境那么恶劣的情况下,反是“一带一路”的项目,外汇局都是完全支持的。

　　提到对外投资,我记得管涛的数据里有,就是在去年的时候,我们对外投资上升的非常快,我记得我们普先生也说了,国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的比例变化。我们的态度是支持有实力的、真实的对外投资,或者说有能力的、真实的对外投资,去年的数据那么大,我们可以看到很多所谓的虚假的投资,表面上或者说在申请优惠的时候,说我是对外去做什么实业投资,但是实际上出去的资金做什么去了,那是有问号的。所以在今年国务院发了一个文件,是74号文,专门是用于规范对外投资的行为,哪些行业、哪些领域是限制的,哪些领域是支持的,或者是说鼓励的,这是有明确的界限的。我们也希望我们在资管行业也好,在做对外直接投资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按照行业、按照国家支持或鼓励的行业去做,而不是非要投国家限制性的行业或者产业,这个也是我的一个建议,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建议。

　　宋敏:您刚才提到中国大量的对外投资,可能中间有一部分是虚假的投资,是打着对外投资的名义,可能是把资本转出去了。另外,您刚才也讲到有一些是过于集中在不适当的产业。我觉得这确实很重要,因为日本上世纪80年代在对外投资的过程中,是蒙受了巨大的损失,纽约的房地产投资,还有在好莱坞的一些投资等等,最后都打了水漂。所以在“一带一路”上的投资,风险上一定要把握。

　　另外一个问题,我想请教一下,还有一个关心的问题,是不是很多我们的企业,民企也好,国企也好,他出去投资,它的资金来源是我们国内的,更多是银行体系来的,国企或者大型民企在资金上可能会有一些优惠,实际上是拿老百姓的钱到国外去投资,成功当然好,但是失败的话,这个问题是否会很严重?因为这个问题有时候不是完全的纯市场行为?我想请教一下。

　　郭松: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问题。其实国外在抱怨,中国在用便宜的资金去收购全球资产,便宜的资金从哪儿来?其实的确像您说的,大部分来自于银行体系,还有一小部分来自于股权投资基金或者什么基金,我们叫做那些投资人的钱,而不是公司自有的钱。这种状况有没有呢?肯定是有。但是严重到什么程度?我不敢说。因为银监会有明确的规定,所谓的并购贷款必须自有资金要达到40%,其他60%银行才可以贷。但是,我们知道,金融产品、金融创新现在非常发达,我不知道那40%的自有资金能否落实,或者由我们证券公司或者信托公司帮助解决了,它的杠杆率是非常非常高的,所以一旦出现一点风吹草动,整个项目的存续就会存在问题。钱是银行的,项目坏了,银行要承担很大的风险,虽然有各种抵押,但是那些抵押的资产都在国外,想追回来是很困难的,我们大概上一个周,央企在澳洲投的铁矿的项目,已经投进去很多钱,但是目前还在官司缠身,不说我们的投资决策,仅仅是因为当地的法律或者说官司,会导致它每年损失很多很多的钱。所以类似的这种案例,我觉得我们有必要真的很认真地去研究研究,对我们的投资决策还是有帮助的。

　　宋敏:谢谢郭先生!正好你刚才讲到国家的政策规定是跨境并购必须要有40%的自有资金,您也提到40%会不会通过证券公司的金融创新把它规避出来,正好这个问题我们有一个非常好的专家可以帮我们解答,同时刚才我问的问题您也一并给大家分享一下。

　　高鹤:感谢主持人!主持人刚才问华融利用工具为“一带一路”做了哪些工作。恰恰华融围绕着“一带一路”正做了两件事,有两个比较典型的案例。我可能会涉及到一些商业上的事,我不会说的很清楚。第一个是郭司长提到的行业问题,如何对外投资,还是要关注行业。实际上中国华融和一家民营资本,围绕着“一带一路”做了一个锰行业基金,这个锰基金,中国华融做了以后,出了60亿,也是来自保险、来自银行等各种资产管理的资金,一共是240亿。我们一共做两件事,一个是事支持的这个民营资本,它本来占全球锰产业的40%,我现在给它240亿,一是进一步提升它的生产能力,进一步提升它的产品质量,二是沿着“一带一路”国家去延伸资源的控制,做资源的开发。这个基金一旦建立以后,现在已经开始在运行,基本上使得我们中国在锰行业、在锰这个产品上具有全球的定价权,一旦我们获得了产品的全球定价权以后,我们认为风险是相对比较可控的。这是华融做的一件事情。

　　还做得一件事,也是中国华融,是华融香港做的一件事情,也是“一带一路”的一个国家,它全国的电网需要升级,当时有美国等其他一些发达国家和中国来竞标,中国华融的一个平台也去参加竞标,拿下了国家的电网升级。拿下来以后,我们回来以后搞了一个资管产品,面向所有的电网建设的企业去发行,发行以后,他们是作为基金的股本,这个项目公司的股本去升级这个国家的电网改造,同时电网改造的建设也是由参与这个基金的大的国有企业来负责建设,等于它拿到了订单,也找到了投资方向。下一步我们要把这些电网做完以后,要做资产证券化,发行,我们认为这是相对封闭的体系。这是简单提了一下过程,实际上从这个过程中,我们深切感受到一是资产管理业务在支持“一带一路”中整合的作用是非常大的,能够整合各方面的资源。第二,确实是利用资产管理业务动员资金的力量,能够使我们国家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不断提升国家的产品定价能力也好,或者支持实体经济建设也好,能够把它落到地上。

　　关于40%的自有基金,取决于你和谁来合作,有实力的民营企业或者民营资本也好,或者国有资本也好,这40%的自有资金不是问题,但如果是它本身不具备这个能力,很多是不行的。但是实际上我认为中国在降杠杆的过程中,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

　　宋敏:谢谢!刚才您讲到特别有趣的一个案例,就是华融通过做一个列后支持了民营企业的240亿,支持它在境外的投资,甚至得到了全球的定价权,这样我们的风险也减少了,我觉得这是非常有意思的。就是国有资本和民营资本如何联手,或者说国有资本如何帮助民营资本占据这样的市场。

　　因为时间原因,有没有考虑和外资的资产管理机构合作,因为刚才说的是我们自己之间的合作,因为海外的资产管理公司也有做的非常好,他们在各个行业有很深入的了解,当地的文化等等,是不是有一个更好的方式,就是和他们之间的合作,然后在合作的过程中,学习他们投资的一些经验,慢慢地我们也可以发挥我们的力量。

　　高鹤:我觉得和外部的资产管理合作,一是标的的选择非常关键,因为人家之所以愿意合作,一定是它愿意给钱给你,是看中你的管理能力、投资能力以及把控风险的能力,如果说你的这些能力没有被它所认可,或者说它还不了解的话,其实你是很难和他对接上的,从资管的角度。那么实际上中国的资产管理业务向外“走出去”的过程,我认为还是刚刚起步,中国的很多投资理念可能很适合在中国的环境下做。但是在国外的那种市场运行规则下或者那种体系下,它是否能够获得像在这样一样的报酬,或者是你的投资能力是否会被人家认可,这是需要时间的。那么我们实际上和国外的一些资产管理机构也是有接触的,你比如说中国最讲究的是效率,很快,希望这个项目摆在这儿,恨不得一周就能够落地,那您在国外时间比较久,国外更有耐心,在资产管理业务领域,就像您说的,这有规则的差异、文化的差异,文化是面,产业是点,它还是有它的背景在的。

　　宋敏:我们合作的话要有合作的本钱,有投资管理的能力才能合作。当然我觉得合作也可以采取多种形式,而不一定是50、50,可以作为一个小股东慢慢参与海外的资产管理,像浦永灏的资产管理公司就非常的厉害,这种类似的,我觉得应该也是可以考虑的。

　　下面回到白先生,因为他是高屋建瓴的国家政策这块。我想问一个问题,刚才几位都讲到风险,也讲到机会,也讲到怎么样合作,我觉得特别有趣的案例是华融和民营资本的合作,所以我想问的是“一带一路”战略,我们跨境资产投资有两个方式,一个是纯市场化的,国家政策就不管了,你觉得赚钱就做,不赚钱就不做。还有一种作为国家发展战略,从长远来考虑,国家是不是在里面可以起点作用。所以我想问在“一带一路”跨境资产管理,国家和市场的位置是怎么摆的?这是比较宏观的问题。

　　白津夫:刚才你提这个话题,正好也是我刚才要来讲讲的。刚才几位特别是主管部门的先生,对风险提的比较多一点,的的确确,防范风险是我们当前三大攻坚战之一,而且我们要打赢这三大攻坚战,防范风险理所当然。但是关于“一带一路”,我们首先可能要跳出纯业务这个角度来思考,我们对外不叫战略,我们叫中国倡议,全球的共识,而且越来越多的国家形成共识和行动,所以在这个方面,恐怕完全从纯业务的角度来考量的话,很多事情是不值得去做的。

　　我还要说的是“一带一路”不仅仅是这65个国家,现在形成网络化、格局化,通过“一带一路”,按照总书记讲的,就是要打造经济的新体系、重塑发展的新格局。尤其是要重构开放的新格局,我觉得这对中国来讲意义非常重大。我看了一本书,我觉得收获非常大,《超级版图》这本书,我从中体会到世界进入了供应链革命的时代,欧美有些学者来评价和解读中国“一带一路”的时候,更多是从供应链各个的角度来思考的,那么它有积极的一面,也有从负面来评估的。我们不能从工业化的思维来思考这样当今一个大的方略,因为供应链革命改变了过去按照国别来划定一些区域的方式,打破了这个概念。那么它用经济边界来重构格局,所以这本书给我最大的感觉,世界的格局、世界的版图在重构,而能够在这次工业化革命掌握主动权的,就是谁在推进过程中掌握了主动。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看,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不光是我们自己,对整个全球经济的新格局具有重大的意义。所以在这个方面,可能朋友们注意到了,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有国家层面的总书记讲到了,要加大资金的支持,我们先后成立了各种资金的架构,这没有问题。还有更加鼓励的是国有、民营包括外资合作来共建“一带一路”。

　　8号新华社的经济内参刊了一版讲江苏民营企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在这方面从过去是甘当配角,现在江苏的民营企业在“一带一路”中占到主导的地位,资金规模占到70%,这是积极的信号。当然在民营企业“走出去”的过程中,也面临这样那样的情况和政策的制约,现在是要提高监管的效率,如何做大精准监管,如何能够通过监管更好地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这是我们今天要特别关注的。

　　宋敏:谢谢!您刚才提到的还是从政治的高度,它是一个全球的倡议,是开创一个新格局,经济新体系的这样一个倡议。特别我也注意到习主席提到人类命运共同体这样一个更高的概念,可能这就超越了简单的一个企业甚至是市场的观点。刚才你也提到国有+民营+外资怎么样合理运用,非常好。

　　因为时间的原因,我还是要给每个人一句话或者两句话的时间,你希望我们在座的听众能够记住的。

　　白津夫:抓住“一带一路”的机会,我希望能够在跨境资产优化过程中,能够更好地发挥各自、各机构的作用,尤其是在整个引资方面,在我们“走出去”,特别是远程研发、离岸孵化方面加大支持力度。谢谢!

　　高鹤:因为我从事的是资产管理业务,我就希望资产管理业务借助“一带一路”的战略能够迈上新的台阶。

　　郭松:我希望资产管理者们为投资人创造更好的回报,而不仅仅是为自己创造更好的回报。

　　黄王慈明:回应您刚才提到的问题,香港的资产管理业和内地的资产管理业工作是怎么样,是大家共同在这个过程中提供负责任、可持续的,从EHG(音译)的层面来投资海外,因为过去很多经验我觉得在投资的时候,是比较粗放的,如果要反映到中国在全球的地位,我觉得作为一个负责任的投资人,这是很重要的。

　　何启贤:我觉得未来的十年、二十年,我们看到很多数据,就是投入在“一带一路”的项目,每一年都有大概6000亿美元,所以我觉得从资管的行业方面、产品方面,未来这是一个蛮大的机会,也希望不但是中民金融,还有其他同行的一些朋友也好,我们一起把“一带一路”一个大的机会做好,一起做大,把规模做大,也给我们的投资者带来很好的回报。谢谢!

　　宋敏:好,我们大家一起努力,把资产管理的业务做的越来越大,同时为我们投资者带来很好的回报,也为国家的战略添砖加瓦。因为时间原因,我就不再提问了,在不到一个小时的环节里,各位嘉宾在不同的角度探讨了“一带一路”和跨境资产管理的主题,我相信大家受益匪浅。让我们再一次感谢在座的五位嘉宾,谢谢!这个环节到此结束,谢谢大家!